读《毛泽东年谱》是粉碎文革谣言并纪念毛主席的最好方式!

2019-07-05 13:54:32  阅读 1171 次 评论 0 条

近年来,我开始反思“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句话。

 

奇怪的是,当我接触越多较真实记录那段历史的著作时,却越来越搞不懂“毛泽东究竟在文革中犯了什么严重错误”,相反,一个心中只有人民的伟人形象却越发的清晰!

 

当然了,受客观条件的局限,本灯塔能够读到的较真实的著作实在是可怜,比如,《毛泽东选集》仍然只是那五本。

 

不过,非常高兴的是201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大概是官方出版发行的相对最新、最权威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了。

 

这套书的第六本记录了老人家1966年10月至1976年9月期间的一小部分言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更真实的文革中的毛主席。现摘录部分内容:

 

1966年10月1日,主席同外宾谈话时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

 

1966年11月17日,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是国民党遗下来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这次是不是能够搞得好,也还要看。总是有所触动,触动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几年以后,还要来一次运动。要想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把所有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恐怕比较难。

 

1967年1月11日,《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1967年1月27日,审阅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第三条是: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1967年1月30日,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其中两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1967年2月1日,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1967年10月7日,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1967年12月18日,主席说,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968年5月8日,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群、石窟寺、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1968年7月12日,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

 

1968年10月13日,讲到:过去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

 


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讲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我很不高兴的。谈到俄国时讲到:我们不怕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们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们的文章,他们就怕。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说: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着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

 

1972年12月中旬,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作出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1976年1月14日,邓小平第一次检讨,其中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最后一段引用了1981年的一份文件,实在是有些低估多数读者的智商。

 

本灯塔比较佩服复出后的彭真所说的一句话:“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

 

是滴,不能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何况,当时所谓的“错误”也许后人不会再觉得是错误!

 

当代人不评当代事。今天,党和政府应该做的是更多、更快的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言行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至于是非功过,还是相信读者的眼光和良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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