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农村谁的教:基督教何以席卷中国农村?

2019-02-14 19:16:10  阅读 1175 次 评论 0 条

  【编按:近年来,农村地下教会的蔓延和发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讨论。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一方面,人们是出于一时之需而信教,如疾病、贫穷,另一方面,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教则更为广泛。尽管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宗教管理的缺位、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某种程度上也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下面文章来自刘锐、阳云云 、王海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5期,原标题为《苏北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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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实用和迷信而信教

 

  在苏北D村调查家庭教会,完全是个偶然。

  进村的第三天下午,被访者因有急事,突然结束离开。4个人闲来无事,就随机找村民聊天,一个叫潘梅的妇女在家门口没说几句,便讲起了信教经历。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D村还有很多或者因病因贫和天灾人祸信教,或者是因祈求家人平安而信教的故事。当然也有特殊原因,如MZ组有个妇女,第一胎生了女儿,她极其想要生个儿子,邻居就劝她到教会祷告,没想到后来果然生个儿子,她觉得这个儿子是神的恩赐,专门定制一面锦旗送到教会,不仅逢人就夸儿子的“天命”,而且也进了教会,且带上4岁的女儿。


  信教的故事林林总总,信教的主体却是妇女和老人,据知情人透露,MZ组有70%~80%的人都信教,上了年纪的人,70%~80%的人都去教会。说是教会,D村除一家稍微正规外,其他3个较大的都是家庭教会,还有很多小型家庭教会。现在D村不少妇女老人都养成进教会的习惯,家人(包括自己)身体不好的,家庭矛盾不休的,现实生活受挫的,都会到教会洗涤内心,念念经、做做祷告。

  受村庄信教氛围的影响,教会扩张速度很快,现在20~30岁的人也会信教,他们平时去南方打工,一到节假日回来,都会去教会祷告。家家信教的后果是,有些小孩很早就受教义濡染,心智成熟后就成为笃信的教徒,村民也极易将生活本身迷信化,对奇迹或变故进行神化解释。

  有个30多岁的教徒“做见证”时说,她年轻时曾一度困惑和迷茫。乡村路灯为了节约,平时都不开。有天晚上她走夜路,突然路灯全部亮了,顿时眼前一片光明,她坚信是神的指示,带她走出光明,勇往直前。

  该教徒的“见证”很神奇。从生活常识来说,她应该是受到挫折,然后经过自我反思和沉淀,逐渐强大并拥抱现实的。她却用一次奇迹来说明收获的心灵平静,让那些正在痛苦中的年轻人看到了信教的好处。正是各种“做见证”及相互交流,让那些人相信神的存在是真实的,只有神能保佑实现愿望、治愈创伤。

  

教会的发展与纷争


  D村是普通的农业型村庄,在村的人多是386199部队,村民主要靠打工和种田来谋生。对于在村的老弱妇孺来说,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实在是件要命的事。

  有老人反映说,在家里待久了,不仅浑身疼痛,还会憋屈和烦闷。但去村里走走,又为无人可聊天、无地可坐下而失落,还是要无奈地回家。D村的红白喜事上也会有歌舞和小曲,但那些露肩膀、露肚脐,甚至有淫歌艳舞露天表演,尚有羞耻感的妇女老人不屑观看。

  如果说因病因贫信教只是一时之需的话,因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教则更为广泛。要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不仅需要物质配备,还需要理念引导。D村的一些教会为了吸引信众,发展自己,上演了各种教会分裂的故事。

  D村最早信教的人叫刘祥,他今年71岁,信教40多年。开始信教是因为妻子失去理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有时说见到了鬼。刘在亲戚的介绍下,偷偷陪妻子信教,不久,刘自己也信教了,开始他们还偶有聚会。

  D村所在的S县于1950年成立“三自”教会,在各乡镇片区有负责人,50人以下不设教堂,只设立祈祷组联系点。凭借执着的信念、灵活的策略及秘密的机制,刘祥度过了艰难时期。1988年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S县的地下教会打着“三自”的名义暗地里传播。S县统计的全县信徒有10万人,其实还有很多教会没有上报。我们在D村调查的4个教会只是规模较大,还有一些分散流动的聚会点,只有刘祥的教会经过上级认可。

  刘祥1988年到邻村学习,那里有个20多人的教会,因为对负责人的脾气、做事看不惯,另外,刘觉得负责人讲授的不合真理(其实是刘与负责人争夺领导权失败)。一个月后他就回家,随后在ZX组找到另一个教会。教会发展到30多人时,“奉献”开始增多,遂设立会计、保管员,当时经常有撬“奉献”箱偷钱的情况,没过多久该教会宣告解散。刘说,“教会要有好名声,要有好行为,私自克扣发展不久”,他又回家呆了几个月。本村有教徒鼓动办教会,刘就在家里搞教徒聚会,第一个安息日时有十多人。几个月后,邻村的村长批块地给刘祥,主要是他的家属信教,请求村长支持教会活动。刘祥就鼓励信徒“奉献”和家属捐赠,很快集资上来7000多元并盖起3间房屋。


  因为有正规场所,又有村长支持,刘祥的教会发展很快。刘祥为了扩大影响,积极支持村庄公共事务,还帮忙村里做宣传。在农业税时代,村里下达任务,刘要求信徒带头交,赢得村干部赞誉。不久,他又找到村里,要了些土地用于扩建,给地的是个小组长,他说,基督教教人向善,拥护地方治理,信教是件好事。新建成的教堂花去3万元,可容纳100多人,信徒们“奉献”几千元。剩下的钱除开找人捐款,刘祥先垫一些并四处借钱,当然,剩余的费用也是从后来的“奉献”中补偿。

  从刘祥的信教经历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刘信的并不是“三自”教会,否则,他在大集体时期可进入正规教堂,按照国家对宗教的定义,除了“三自”教会,其他教会不合政策要求,其发展也是受排斥的。改革开放后家庭教会崛起,刘祥的信教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并于1993年得到宗教部门的批准,主要是他所从事传教活动正常,且规模比较大。

  刘祥也按照“三自”教会的组织模式设立堂委、传道员、领唱员等。他的教会后来也出现分裂,主要是教会内部争夺权力,然后一批人出走,成立新的教会,前后有两批人自立门户,总共带走100多人。分裂的教会相互不来往,刘祥说,“忠诚的信徒,拉也拉不走,就算出去了也会再回来,不会去别的教会,要是去了其他的教会,神不会保佑他的”。MZ组有个从刘祥那分离出的教会,通过堂委的不懈努力,很快聚集起来30多人,负责人用大家“奉献”的钱买个老房子。不过,也是同样的问题,堂委之间有矛盾,又有分赃不均的问题,该教会再次出现分裂。

  

教会的邪教化倾向


  除了刘祥的教会得到认可,分离出的教会再也没能“合法化”。D村的教会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想出多种方式,其中之一是集资建教堂。刘祥最自豪之处在于,他的教堂及设备全是教徒的“奉献”,教堂每年还向县“三自”交300元,宗教局交300元。他的教会有100多信徒,每年的“奉献”就有1万多元。

  其他教会就没那么幸运。虽然有负责人说,“大家做祷告,感激神,给点钱,没有金额限定,凭内心随便给。问人要钱,就信得不真了”。但一个MZ教会的教徒说,“进了教会,不交钱不行,不然,他们会教育你,你这病是神保佑好的,应该交钱感谢神。还说,要是有点偏差,神就不会保佑你,生病是因为信的不到位,‘奉献’得不到位”。

  每到年底的时候,打工的人回来,教堂也会暗示要“奉献”,每次至少要20~30元。

  村民对教会邪教化的认识是从不断的“奉献”开始的,有些老婆婆本就家庭困难,她们省吃俭用,每次聚会都要5块、10块的奉献,甚至会偷家里钱,家属因此很反对,觉得教会在骗钱蒙人。有的教会信徒不稳定,有人信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去,与教会要求奉献有很大关系。

  D村有个教徒后来退出主要缘于奉献。他说,“信教的每次聚会都要带钱去,就是骗钱的,没钱不让你去。什么好事都说是神在保佑,有病上医院治好了,也认为是神治好的,到教会去放鞭,感谢神,说如果教会不保佑他,病就治不好。他们挨家做工作,劝人去求神,说神能保佑一家平安。实际神在哪里?也看不到,交钱就是骗人”。

  虽然刘祥强调,信邪教的人不在教堂,都在家里,说什么神会到处跑,他们只会将人拉到家里传教,是“关门教”。但曾是刘祥教友,也曾在他教会活动过的钱梅,于7年前与全能神搅和在了一起,她曾经帮全能神信徒印册子。她的侄子发现了宣传册,告诉了刘祥,刘祥遂向上级部门举报,县牧区领导的处理是,撕了相关的文本材料,并找钱梅谈话,看她态度不错,就把她放回去。钱回去后又走上原路,她把一部分书籍私藏了起来,被传道员徐洋发现,并打电话举报。徐洋原来也在刘祥的教会,他是个有才的年轻人,与教会堂委产生矛盾,就转到钱的教会做传道员,钱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向当地的宗教领导人写了保证书,一些全能神教徒也不再去活动。但上级堂委要求该教会重组时,但钱梅不服,与分离者打起来,说破坏她的教会,D村书记出来安抚说,以后支持她的教会,有机会就批地建教堂。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刘祥辩解说,“钱梅不是带头传教的,是被人诱惑的,人的智慧不一样,信仰不一样,还是她信得不真,如果拿圣经教育她,她就知道错了”。但有教徒告诉我们说,教会分裂看起来是正邪之分,假基督教传的是歪道,但实质上是为了争权。上例中的徐洋举报,与内部权力争夺有关。虽然公安机构很重视打击邪教,但要抓邪教徒并不是易事,常常是教会头目之争,才会带来举报和发现。只有天天看圣经,体会很深的堂委才能分辨邪教,只听不看的人很容易上当。

  真正的邪教如果不“地上化”,很难发现证据,主要是其活动极其隐秘。他们做礼拜的仪式是:

  (1)信徒进教堂后朝西跪下,做祷告,相当于一次精神洗礼,让信徒们的心安宁下来,聆听神的教诲,祷告时间可长可短,一般几分钟;

  (2)找个地方坐下,集体唱诗,由领唱员带着大家一起唱,印有专门的册子,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3)祷告,大家都跪下来向神念祷告词;

  (4)做见证以及奉献,感受到神恩的信徒们向神奉献。信徒在奉献之前向大家陈述自己所蒙受的神恩,如神保佑度过了难关,给了自己何种启示;

  (5)布道、传道者引经据典,给大家解读圣经,并通过现实生活引导教育大家,布道过程持续一个小时;

  (6)再次做祷告,礼拜结束。

  教会的活动很不公开,不接受上级监督,也少与其他教会交流,做见证环节极易神化信教或者再迷信化,有时甚至会邪教化。另外,讲解的圣经本身,也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引导性,容易滋生邪教生长空间,上述的将奉献与信仰挂钩也易敛财。对于那些不识字、资历浅的教徒来说,很难觉察出传教的真伪,他们又因现实困境,急于获得保佑而信教,因此很容易被邪教鼓动,误入歧途。

  D村的邪教组织除宣扬反动思想,也有发展教徒的任务,发展到一定教徒后有回扣,初始信邪教者还会得点化妆品。有些人因此没日没夜地传教,被他们鼓动的人不顾农业生产,平时到处流窜,长期不回家,带来的是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如果真信上邪教,陷进去很难出来,只有被打击的命运。

  教会也会偶尔“地上化”。2012年底,正是社会上流传的“世界末日”到来时间,D村有些神秘的教会开始活跃,他们散发小册子,到处给人讲“世界末日”,说“现在是国度时代,不是耶稣时代”。得益于民众的举报,派出所抓捕了一个邪教小头目。自此之后,有些教会更加隐秘化,不仅不再公开传教,而且聚会也很神秘。

  

宗教管理的缺位与影响


  正规教会有宗教管理。居于高位的是基督,是信徒每天祷告的对象,是公认的唯一神。但是神在天上,不能与所有信徒都进行沟通,就要通过人间代表——牧师来实现。S县基督教有三大教派:长老会、耶稣教会、神造会。全县仅有一个王姓牧师,他负责全县教务;牧师之下是长老,总共有40人左右,分布在各个片区,长老管“三务”,即财务、事务、教务;执事管后勤;传道者不计其数,每个点都有1~2个,全县480个批准堂点。

  一般情况下,一个教会的堂委有5个人组成,分别是组长、副组长和3个成员,堂委被教徒统称为“教会工作人员”,堂委一般年龄较大,信教时间长,正规的教会老中青结合,年轻堂委受神学院培养。堂委的角色分为神圣、世俗两种,世俗角色负责教会财务管理、教会建设以及环境卫生等工作;神圣角色即传播福音。专门传播福音的人称为传道者,每个教会都有1-2个领唱员。

  刘祥的教会名义上归县“三自”教会统一管理,但“三自”教会对农村教会的业务指导很少,对家庭教会更是难以甄别管理。刘祥的教会虽然与“三自”教会源流有别,但在被纳入县统一管理后,传道的人都要经过县“三自”培训半个月,一般是长老、牧师、执事讲,有专门的讲义。信徒们所说的某人信邪教,主要是依据上级的圣经讲解。县里一年来审查2~3次,除开检查教堂的设施设备和宣传材料,还有就是教育堂委自觉抵制邪教。D村所在的乡镇有个片长,经常到县三自开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刘祥作为教堂负责人,经信徒选举后需经过片长同意确认。

  除了对批准教会管理的表面化,县“三自”对农村教会支持也不多,教会维护及运转开支主要靠教徒奉献完成。2012年县“三自”要盖“合一堂”,要求下面的堂点要向县里做奉献,缴纳金额依情况而定。刘祥的教会100多人,向上级奉献了18000元,这笔资金来源于信徒的早年奉献。MZ组的家庭教会有30多人,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也积极缴纳3000元,他们想借此被上级认可。有些家庭教会趁机宣扬自己,鼓动教徒多奉献并从中聚敛民财,有个负责人不久就盖起了两层小楼。

  需要说明的是,“三自”教会本来是政治性极强的组织,但在重宗教管理和社会稳定的当下,对地下不正规教会正规化并进行一些监督,然后从堂委中选出相关负责人,只要有能力、有文化、有名声都能往上晋升,甚至可以进入县“三自”委员会,这表明基督教的政治内涵及管理方式正在出现转型。在治理大于政治的前提下,只能通过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来保证农村教会正常化。但政治与治理本就一体两面、相辅相承,缺失了政治的治理,其治理绩效及合法性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S县“三自”对农村教会的教义指导及物质支持很是松懈,则农村教会极易被外来宗教势力所渗透,也极易因内部权力斗争及财政问题走上邪路。

  D村所在的当地公安部门,倒是很重视邪教治理,只要有人举报且证据确凿,公安干警会很快抓捕,在灵灵教猖狂的2~3年前,公安部门抓捕过一些邪教人员,也会找被认证的农村教会开会,要求他们发现情况立刻汇报,并沿街宣传提醒村民提防邪教。但没人举报,没有证据,民警也无法行动。

  有的堂委会在正规教堂里传播歪理邪说以谋私利,有的干脆组建家庭教会,骗老人妇女入教然后从事邪教活动。我们在D村调查的教会,每个都说自己是真基督教,又说分裂与邪教人员的存在有关。曾经不太政治正确的地下教会,在社会开放后逐渐地上化,牵扯出的邪教问题不断,异教人员丛生,至于组织化强、隐密性高的相关教会,更易滋生邪教因子。

  D村有的教会接受上级组织指导,并且从上级教会那里获得资金援助。他们不与其他教会掺和在一起。我们在湖北孝感调查发现,有的教会一方面回避政府审查,另一方面对周围教会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属于同一个教派。如果属于同一教派和同一管理团队可相互往来,如果属于同一教派但不是同一管理团队就只能去听道,如果不属于一个教派的就不能去听道,更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们通过熟人介绍与教会头目接触,由教徒领着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这时候有上级头目就过来询问,我们是谁介绍过来,过来做什么。没过多久,又有头目打过来几个电话,对我们的身份进行确认。第一次访谈较为顺利,等我们想再访谈教会成员时,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再怎么澄清和解释都没有用,主要是上级头目后来嘱咐教徒要秘密。而该教会所在组织,不仅受到国外资金支持,能力和觉悟较高的人,还会被送到国外进修学习。

  宗教部门的管理松懈只是问题之一,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缺位影响更大。我们在鄂东南农村调查时,发现4个村干部只有一个在家,其他几个都会外出打工,村干部不是不知道地下教会发展情况,但他抱怨说,上级只发枪,不给子弹,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也没出啥事,只能等以后有情况再说。而我们访谈当地统战委员,发现他对农村宗教情况知之甚少,现在乡镇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他的主要业务也变成了招商引资,本职工作变成了上传下达和被动应付。

  我们在鄂中农村调查时,有村干部抱怨说,现在连村干部换届选举,村民都不愿过来参与,说谁当干部都一样服务,与我无关,群众代表会议更难开起来。现在是“金钱社会”,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村里抓经济,对邻居和村情少有关心,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现在国家又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只有相关教会公开行动且影响村庄公共秩序,村里才会向上举报并采取行动,否则,介入太多被说成迫害教徒怎么弄呢。

  D村一个党组长感慨说,现在基层党建还不如基督教搞得好,只是在年关的时候,村书记召集所有在村党员开一次会议,总结今年一年的功与过,同时慰问一下老党员。基层党建已然弱化,群众代表会议更少召开,从下至上的民情反应渠道中断。

  

教会充斥的农村未来



  在调查行将结束的那天,我们采访了一位60多岁的老党员。他不无忧虑地说,到处都有教会,有病不去医院,求神保佑,有的本来小病,硬是给拖成死病。教会发展教徒,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天到晚找我老伴,进行各种传教活动。我老伴身体不好,肚子里长了肿瘤,差一点命都送掉了。我送她到医院,检查出肿瘤,做完手术就好了,之后再劝她也不信。神能把她的肿瘤拿掉?可惜的是,老党员的经历及告诫在村庄中并不占主流。

  有个不信教的村民说,村里基督教派太多,他也分不清哪个正哪个邪,自己平时又忙,是否信教以后再说。我们还在为他的半信半疑庆幸时,没想到他继续说,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有人来劝,她后来又患了胃癌,有时还伤风感冒,劝的人就更多了,说是祷告一下就好。身体不好了,有人说能保你平安,保你不死,你能不信吗?何况还有人经常说信教的好处。

  知是非、辨正邪的村民不少,但基层组织本身的治理涣散,为正邪难分的农村教会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其未来影响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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