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散论(上)

2009-04-17 14:47:42  阅读 428 次 评论 3 条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中国,诗礼教化的国度。然而,“诗永志,歌永言”、“发乎情,止乎礼”、“诗无邪”、“兴于诗”……随着文言话语的陨落,这些汉诗教化传统,渐行渐远,渐依稀。
  
  现代诗,很难在音韵、修辞、节奏都能100%,多是偏执一个方面,呈畸形发展态势,难以执掌“教化”职能,而古典诗的魅力在于,讲究词藻依着音律走,并于音韵、节奏、修辞等诗之所以为诗的因素上,几乎准确命中,读来能激发人的情志体验力。
  
  把横排文字,变成竖排样式,不必押韵,虽不全是好诗,然而像诗,就行,新诗给人的印象:似乎人人可以为之。
  
  “用最美丽的句子去编排,去表达”——新月派大才子叶公超,谈论新诗时,透露了新诗的偏颇:重修辞,轻声响。由于格律音韵的难以娴熟,摒弃声响的考究,堆词叠句,难以琅琅上口,使人兴起。加之白话语境下,新诗要整合全新的汉语表达,一时间变得音韵词藻皆精致玲珑,似乎有点求全责备。
  
  新诗到底朝着发散的方向迈进:没一定体格,形式千变万化,诗的自由化,几乎成为中国新诗的代称。文无定体,能通,诗无定体,写作上很自由,很方便,就接受层面,却显得很牵强,因为你认为是东,我可以认为是西,各执一词,难有共识,难以共鸣。
  
  中国新诗探索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取得一些自以为是的成就时,谁还敢大胆喊一句:我们是否走错了路?
  
  当大众对诗的接纳,仍停留在古体诗、词、曲、赋等韵体文字上时,知识分子极力张扬各种主义与思想的白话诗体,只越来越走向小国寡民的孤芳自赏,没得到老百姓广泛的关注和应有喝彩,实在在所难免。这并非寓示文人学士们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口味,复古文言,重拾古诗的套路,而是要反思中国文学文化背景的变迁,及其牵扯起来的文学精神的断层,这是我们需急切认知的。
  
  
  
  中国古典文学精神与现代文学精神出现过两大断层:
  
  一是五四文化运动,摒弃文言语境,古典文学实践连带终止;
  
  二是文化大革命,古典经籍被意识形态肆意批判,概念化的理解,流毒起来。
  
  “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对五四以来的极端反传统进行一次全面的反省,”诗人前辈郑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上世纪初政治上的自卑感导致了文化上的自卑感,把国家的落后归结于‘落后’的文化,因而把汉语传统文化从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了。”
  
  “我们这一代已经感到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对于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们当时也念了一些,但是当时我们的心态就是一边念,一边觉得这没用,这是死东西了,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心态,绝对没有在私塾里念得那么真诚。今天的年轻一代,在汉堡包、电子游戏、网络中成长起来,我们脑子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们今天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其实,任何创新,都只能在对传统的批判继承中进行。我们首先应当找回我们的语言与文化的传统。”(摘自《诗刊·郑敏访谈录》2003年1月号上半月刊)
  
  80年后,普遍存有对古文化的漠视,以致遗弃,此时是新诗的又一大繁荣期,然而,90年后,却普遍存着对新诗的反感,甚至拒之千里,这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而不承,承而不全,关系重大。
  
  诗的伟大,在于它的民族特性。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早前批评郭沫若的《女神》诗时,直接透视了新诗的病根:没有民族特性。这是由于它们弃古文化而趋于西方文化,且有若鹜之势,我们在闻氏《〈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里,找到这样的谔谔之论:
  
  “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
  
  纵观闻一多的诗作,可以发现闻氏企图做好新诗与中华传统文华的接轨工程,他的诗作也用典,是源于中国的典故,固然,它们被诗人以现代精神彻底过滤后,以白话(或者口语,近乎曲子词的口吻)语境活现出来,读起来有本土味,很亲切,很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
  
  相对于徐志摩以土白、口语、俗语等入诗,并以此来活现西方典故,演绎西方个人思想的诗作,闻氏诗作,于音律上少了点轻巧,然而,却于创造性的转用古典诗的格律,以行文思想创制格律,且思想高远,读来似杜甫诗,叫人不厌再三把玩、品读。
  
  
  
  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情况:自由诗风行,可以把古体诗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现在算是自由诗的天下,但是,人们叹服入地狱的古体诗,而不是上天堂的自由诗。原因?不是因为古诗难能而可贵,而是自由诗体现不了中华民族的语体特性,它不是中国汉语诗的最终出路。
  
  中国新诗的文化观,源于西方,受自由诗体影响,遣词造句虽是汉文,但审视生活的思索模式,翻版了西方,句式也有很多西化的倾向。
  
  然而,“在西方,自由诗的发展,直至自己逻辑性的终结比在我们这里快。它兴起,发展,挖掘殆尽,并像在绘画中的抽象艺术一样,过时。而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出沿着这积极道路走毫无出路。”——这话不可能是中国文人说的,他们戏重自由诗到了极点,这话是俄国文学家索洛马欣在他的《掌上珠玑》散文集里提及的,用在中国诗坛,显得很恰当。
  
  据说,闻一多、何其芳、臧克家等新诗实践的猛将,最后都动摇了对自由诗的执著,并因自由诗没有一定体格,像“不穿衣服的美人儿”而深感困惑。
  
  “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尚未解决。从前我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何其芳1944年反省新诗前景时,如是说)。
  
  确实,没一定格式,也就没有限制,没有标准,美是难以体现出来了。中国新诗写作上很自由,几乎没有限制,这不是好事,没有匡匡,很难把汉语的优点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自由诗唯一憾事,是其最大的不自由。(文/汤树东)

本文地址:http://www.tangboke.cn/post/217.html
版权声明: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 汤树东 所有,欢迎分享本文,转载请保留出处!

发表评论


表情

评论列表

  1. Soxiqi
    Soxiqi  @回复

    这第一视频的广告跟本站主题太不和谐了。都是XXOO很诱惑的内容。

  2. 日光博客
    日光博客  @回复

    我来了,回访一下!

  3. 博客服务
    博客服务  @回复

    我来了,回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