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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戚本禹回忆录》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戚本禹回忆录》第一部分:走近毛泽东
  第一章
  
  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
  
  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
  
  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30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
  
  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
  
  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
  
  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
  
  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另来的材料也说8个人】。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31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
  
  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
  
  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1.2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
  
  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
  
  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
  
  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
  
  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
  
  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
  
  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33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
  
  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
  
  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
  
  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
  
  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
  
  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
  
  。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
  
  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
  
  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
  
  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
  
  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
  
  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35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
  
  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
  
  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XXXX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X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
  
  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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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5月28日 | 评论:12 | 浏览: | 标签:《戚本禹回忆录》全集  戚本禹回忆录电子书  走近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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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的“成圣”路,不能少了“民国范儿”

马步芳的“成圣”路,不能少了“民国范儿”
  网红轮流做,今年到谁家?Papi酱?早过时了,现在是马步芳。
  
  和Papi酱这种靠各种炒作才红起来的网红不同,马步芳成为新晋网红确实纯属意外。先是有人在微博上批评现在西宁马步芳公馆的导游解说词中,马步芳恶贯满盈的历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竟然一点缺点都没有的“圣人”。据说,他不仅派兵前往抗日前线,还在辖区内禁绝鸦片,兴办教育,而且,还是环保先驱,那么七八十年前就知道在青海这种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大搞绿化建设。网络上的批评引起青海当地相关部门关注,迅速回应称,他们会进行全面整改。
  
  这样也能红?当然不是,这只是开头。他成为真正的网红,是在接下来的一波大批判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承认错误,显然鼓励了更多网友加入到了对马步芳的揭批斗争中来。这其中,后来又成为新一轮发酵导火索的,自然是萌道士梁兴扬的相关遭遇。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轮的揭批,几乎全部集中在马步芳的军队当年如何残忍的杀害在战斗中被俘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而且,有人言之凿凿的说,解放战争时,毛主席特别指示解放青海战役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青海是唯一不接受投降和起义的,必须彻底消灭马步芳的反动军队。同时,在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调赴西北作战时,本应随军指挥的徐向前,因为曾任西路军总指挥,所以也被调离,而没有随军西进。按这个叙述,解放甘肃、青海和宁夏的战役就不能称之为解放战争了,而是给当年惨死在马家军刀下的西路军冤魂报仇去了。
  
  这种说法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近些年来一直在网络上四处流传。我不知道这样的叙述到底从何而来,至少在公开的解放军军史资料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徐向前从西路军前线返回延安后就身体不好,抗战期间曾在山东负责军事全局,后被调回延安学习。解放战争开始时,正在病中,虽然有心上前线杀敌,也曾多次向毛泽东表达这一意向,但一直到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他才被派往山西前线,负责山西战局。太原解放前,他的身体就不大好了,连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也未能出席。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彭德怀先到太原前线,协助指挥解放太原,之后率山西境内的解放军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前往西北,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务。对此,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彭到太原前线后看望徐,徐即表示,“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此后,太原前线虽然仍用徐的名义签发文件,但实际上是彭德怀在负责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原本由徐指挥的十八、十九兵团配属一野指挥,由彭带往西北前线。徐在太原城内住了一段时间,便经中央允许,到青岛修养去了。也就是说,太原解放前后,徐向前就已经在生病,根本不允许他再随军到西北前线去,也就不存在中央和毛泽东不让徐去前线的问题。
  
  至于解放青海时,不允许马步芳所属部队起义和投诚,至少公开资料中没有看到这种说法。解放兰州的战役结束后,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调转兵锋,负责追击宁马所部,解放宁夏;王震率一兵团一、二两军负责追击青马所部,解放青海。时任一兵团所属第一军政委的廖汉生将军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青海战役的过程,并未提到任何不许起义和投诚的上级指示或向下发布的命令,反而对解放青海战役过程中的俘敌数字有很详细的记载:
  
  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2师受降人员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士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我们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这些做法都是完全符合解放军对待俘虏的传统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俘虏数量相对于作战规模,是不是太少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解放西北的总战略中,是先分割胡宗南与马家军,然后再利用二马之间的矛盾,坚决消灭青马,争取政治解决宁马。在消灭青马的作战战略上,则事先决定,在兰州战役中歼灭青马主力。这也是兰州战役结束后,青马所属部队立刻作鸟兽散,并未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组织起有效防线的原因。此外,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兰州战役结束后,马步芳下属的部队大多数溃散跑回老家了,因此在解放西宁时也未遇到抵抗。——顺便提一句,也正因此,溃散后的马步芳残部才能在1950年组织起规模较大的叛乱,当然,这些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息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在回忆录最后一章关于统战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时提到,西宁解放后,廖汉生担任青海省军管会主任,青海人民政府成立后,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任省政府主席,廖汉生任副主席。而此时还有一位当地上层人士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就是马朴。廖汉生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他曾在马步芳军队中任旅长,参与围堵西路军,并且抓了不少红军战士,但共产党不计前嫌,仍然大力统战了他。廖汉生记述道:
  
  一位是马朴副主席,回族代表。他原是马步芳的老部下、旅长,曾参加围堵西路军,抓了不少红军战士,后来解甲归田,闲赋在家。青海解放后,他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对他不计前嫌,团结共事,凡有重大的集会都是我和他先后登台讲话。他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稳定回族群众出了不少力。其他回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解放军对马朴这样的人不但不报复,还请他担任省政府副主席,由此打消了疑虑。
  
  也就是说,解放军在解放青海时,也和解放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把当地人民群众从这些反动统治者的压迫、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并不存在因为残杀过西路军,所以就要特别报复的问题。
  
  马步芳是残杀过西路军指战员,上至军长一级被俘的红军高级将领,下至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都曾惨遭马家军的折磨、蹂躏和杀害。但如果因此就说解放军解放青海时采取报复行动,这未免太小看了共产党、解放军,更小看了中国革命。
  
  革命之为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因此,解放军在进入青海时,是充分尊重当地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也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在青海,马步芳最大的罪行不止残杀西路军,也压迫和蹂躏了当地各族人民。而且,因为青海是多民族混居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马步芳便利用这种矛盾,挑拨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内斗,他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始终将青海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对此,廖汉生回忆录记述道: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人口解放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旧政府近似正确的估计约120万人。其中汉族约50万人,占总人中的47%;藏族约40万人,占33%;回族10万余人,占12%;土族约7万人,占6%;蒙古族约2万人,占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高原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的传统情谊,也存在着一些尖锐复杂的历史矛盾。特别是马氏家族统治青海期间,在对各族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进行民族压迫,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挑拨民族矛盾,对弱小民族肆意掠夺,对敢于反抗其统治的民族进行血腥镇压,造成民族之间积怨颇多,隔阂很深,纷争不已。
  
  其实,马步芳的这种技俩在多民族混居的区域,是军阀们常用的手段,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在新疆也同样用过。因此,廖汉生认为:
  
  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军摧毁了马家的黑暗统治,这就从根本上拔掉了民族压迫的总根子,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高级将领看来,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阶级矛盾,消灭马步芳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全国,更是为了解放当地各族人民群众。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主要思路:民族与宗教问题区别对待,宗教信仰与宗教特权区别处理。
  
  回过头来说,马步芳确实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枪毙一万次都还有余辜未了,但他是不是就像最近网络上批评的那样,全是黑暗,一点好事都没干过呢?当然也不是,至少在当时配合国民政府打压西藏地方政府的藏独活动过程中,马步芳是出过力的,而且还不止一次。
  
  民国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府忙于应付各地军阀战争,对维护新疆、西藏的主权完整有心无力。193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藏独势力多次运动,试图走向独立,蒋介石的军队要么在打内战,要么在抗日,根本没有余力弹压。因此,蒋介石在最后与西藏地方政府摊派后采用武力震慑,都是命令马步芳派兵进至青海与西藏交界一带,向西藏施压,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妥协。
  
  近来有人批评马步芳时提到,在十四世达赖灵童问题上,马步芳向西藏地方政府勒索钱财,确实反映出马步芳爱财如命。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将达赖转世灵童控制在手中,而西藏地方政府当时的武力不足以对抗马步芳,因此只能求助于中央政府,从而为中央政府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争取到了一些主动权。
  
  此外,当时中央政府无力顾及新疆,新疆名义上始终属于中国,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只有主权,没有治权。因此,马步芳还曾应国民政府要求,派兵进入新疆,干预新疆事务,为中央政府介入新疆事务争取空间。
  
  实际上,马步芳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相当普遍,即曾经为地方上做过一些好事,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尽过一些力量,但同时却坚决反共,鱼肉百姓,采用各种手段,极力盘剥、压榨势力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多面性。对于这种历史人物,究竟如何叙述?这不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完全取决于时代需要他们展现哪一面。
  
  建国初的革命叙事中,他们属于反动统治阶级,是革命对象,因此宣传上对他们的负面强调的比较多。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去政治化”的历史叙述背景下,一些人打着“客观评价”的旗号,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暗度陈仓,便开始强调这些人物的正面。比如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热捧的主题,因此,各地纷纷追寻自己的现代化初期的成就。袁世凯的政治、陈炯明的省治、阎锡山的工业建设、张作霖的义气、韩复榘的乡村建设之类纷纷冠冕堂皇的成为一时显学。进入1990年代,各地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性叙事,纷纷追溯到了民国时期,这些军阀的形象日益变得正面,乃至黄金荣杜月笙成为上海研究热点话题,刘文彩兴办义学在四川也传为佳话,民国范儿风行神州,薛岳张灵甫等国民党将领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抗日“军神”乃至“男神”。此外,由于各地旅游开发需要,恢复重建名人故居更是蔚然成风。山西的大宅门,北京的老胡同,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连刘文彩的收租院都成了著名景点,原来的军阀故居原本就有不少作为历史文物保留下来,重新开发利用自然也不奇怪。
  
  那么,当山西怀念阎锡山、山东怀念韩复榘、广东怀念陈炯明、东北怀念张作霖的时候,青海怀念什么呢?当然只能是马步芳了。反正和阎锡山韩复榘们一样,从他干过的事情里找几件正面的出来说说也不是难事。当各地纷纷开发军阀故居作为旅游景点的时候,青海自然也就开发了马步芳的故居。
  
  换句话说,马步芳还是那个马步芳,讲哪一面不取决于他自己,取决于时代需要,取决于哪一面更有听众和读者。要是说马步芳残害红军,难道其他军阀没有残害过共产党和红军?张作霖不是还杀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吗?去年底播出的电视剧《少帅》中,由李雪健扮演的张作霖就喧宾夺主,比主角张学良还抢镜,又怎么样了?
  
  当然,此次马步芳引起的争论中,尤其让那些激烈批评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在于,马步芳正在变成他所属的民族的所谓“英雄”。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但反复叙述马步芳如何残杀西路军指战员,能否让将他视为英雄的人们承认他的反动?显然不能。因为这种将解放青海视为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复仇的叙述多多少少都是带有民族、宗教对立情绪的,自然不可能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
  
  那么重新捡起建国初的革命叙事,讲马步芳作为反动统治者剥削、压榨、镇压人民的反动行为,乃至个人道德品行上的败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反对他的统一战线呢?也难。除非在内地也能重建这套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而这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将马步芳视为英雄的人们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你们的祖先现在还在马家军的统治下当牛做马,你们的祖先跟马步芳根本不是一个阶级,你们怎么配姓赵?你们农牧奴的后代怀念统治者,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同样的逻辑在汉族地区也在发生。比如怀念1930年代的上海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在1930年代多数其实是上海底层,不是也被《夜上海》唱得心神荡漾吗,不是也被张爱玲的旗袍迷得六神无主吗?难道不荒唐吗?要承认,这两者确实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凭什么同样的逻辑上海就可以用,在青海就不能呢?显然说不过去。
  
  因此,如何看待和叙述马步芳的问题,和如何看待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民国范儿是同样的问题,这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在内地无法颠覆“民国范儿”的叙述,要在青海彻底颠覆对马步芳的评价,也就很难了。(作者:岳峙;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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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29日 | 评论:14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马步芳  西路军  

新中国纪事

沉痛悼念戚本禹

沉痛悼念戚本禹
  公元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举世闻名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仅存的成员戚本禹离开了人世。笔者认识戚本禹十多年了,可以说是忘年交,无话不谈,他能为我有争论的《新思潮》一书写序,足以证明其能重视不同观点争鸣。今天三月,我得知其患胃癌晚期,在深圳见了最后一面,后知其又转院上海,本欲去再见一面的,可由于忙这忙那沒成行,使深圳一别竞成永别,悲乎!词曰:终知戚老故,热泪还是飞;英雄不得志,江河亦含悲!
  
  笔者《戚本禹小传》在网上发表,曾被戚本禹一阅,他认为事实稍有出入,并给笔者一些资料供参考,笔者很看重此事,决定在此基础上修改重发。
  
  从乌有之乡书店转收到戚文写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两本书,读后震动很大。该文不为社会潮流所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独到的历史视角纵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同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戚文本来直率高大的山东大汉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为何许人也?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文化革命中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一生酷爱读书,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以上均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孙承忠》(中华书局出版)、《评李秀成自述》(三联书店出版)、《周易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大辞典》(合编,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中华易学大辞典》(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墨子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十讲》(合著,安徽文学出版社)、《孔子十讲》(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论语今译》(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十家论佛》(合编,上海出版社出版)、《今古奇观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等等。
  
  笔者对戚本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认识,只知道戚本禹是历史学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书室时和林克等八人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被毛泽东斥为“八司马”事件,成为受毛主席关注的人。后来,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被俘变节,被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批示: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雄文,把文革矛头直指刘少奇,一时名声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继王力、关锋后被打倒,成为文革著名事件“王关戚”的主角之一。那时的笔者虽对打倒“王关戚”有些不解,但还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观点,把他们当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坏人看。
  
  第三阶段是二千年后我开始反思文革,对“王关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极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立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至于对王关戚三人的区别,笔者也逐渐明了。王力在死前写了一本《王力反思录》,我看后大为不满,认为王力不是左派,是个投机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录读后感》短文进行评论: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成一体,批毛颂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后来,在网上看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附件二),大为感慨,深知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写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别。戚本禹为自己洗刷了不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据说“王关戚”三人中的关锋表现也是很好的,可惜手头没有资料。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戚本禹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改变,才有了这篇《戚本禹小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早年著书《孙承宗》。
  
  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1931年出生,山东威海人,早年著书《孙承忠》。
  
  1950年5月4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仅十九岁。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1-3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1950年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毛泽东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说:“想不到在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右倾错误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该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徐思彦的《从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虽带有偏见,却也透露出一些内幕。“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秋石客注:可见田家英对戚本禹有成见,以权谋私!)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数非权威学者的赞同,的确有反动学术权威压制不同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秋石客注: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关心和反对批叛徒的文章?因为党内确有许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风吹了,难道中共真的那么纯洁,一个叛徒都没有了吗?)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
  
  (秋石客注:可见斗争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正远在抚宁县做农村调查,根本不知北京情况,文中提戚本禹想检查是有误的。)
  
  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在这里江青起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如果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有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上述“故事”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强势,无论历史事实如何,无论历史学家的解读如何,政治领袖可以凭借其地位和权力一语定乾坤;这种干预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时可能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毛泽东个人对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其终极原因还在政治本身。在这个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没有充分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历史场景的再现也难免会有错位。
  
  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也是显见的,它阻碍了正常的发展,使学术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评判尺度。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学者不仅丧失了学术言说空间,甚至也丧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间。一位学者撰写了批驳戚本禹的文章,投给《光明日报》,已经出了清样,因风向的迅速改变文章胎死腹中。这篇文章却成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状,这位学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轴心是真理;政治的轴心是权力。政治干预学术,为权力而践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难免。独立与自由是学术的“原生态”品质,扭曲乃至丧失了了这一品质,学术也就发生了变异,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政治强势干预下的学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即便有所谓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随风飘逝的繁荣。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4年底,《历史研究》复刊,是当时少有的几家“学术刊物”之一,发行量高达三十万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到处都能看到这份刊物,其地位之显赫大概可谓空间绝后。笔者那时正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队就订有20份《历史研究》,是政治学习的必备材料。然这个时候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仓库”里大概未有留下锱铢。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极至,准确地说,是政治以学术的面貌粉墨登场。”
  
  徐思彦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学文章,说戚本禹文章不够纯学术是不公平的。(请看附件二《评李秀成自述》)文章全文,肯定会有另外一番感悟。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赞赏:“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此后,戚本禹受到了重用,一个十六级干部,先后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任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成为毛泽东、江青的得力助手。
  
  1966年,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为推动文革做出了贡献。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此文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1950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还认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面对全国文革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将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但军队并没有很好完成支左任务,许多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种背景下,文革激进派鼓动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军队,提出倒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在这一系列左倾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成了先锋的角色。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迫使毛泽东决定将文化革命由放的方针变成收的方针。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在军队、政府、文革小组做出选择,决定先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毛泽东在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保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在毛泽东8月26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中央把一切左倾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
  
  戚本禹感到问题严重和委屈,于是向毛泽东求救。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现在看来,此信的判断是正确的,检讨是真诚的。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9月7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称他们是同志的,是明白的。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只是社会上的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实际上,戚本禹在最后是被投机分子陈伯达等落井下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戚本禹、王力、关锋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并没有立案审察,还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说明他们只是干扰了毛泽东的政治部署,并不是反毛主席,他们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是发人深省的。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并没有一天的提前,可见邓小平对戚的态度,也可见戚本禹的历史地位。
  
  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知情人关锋却不赞成,他认为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
  
  戚本禹被剥夺4年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
  
  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做一点工作,一九九一年退休。退休后主要做生意和读书写书,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而住在上海另外一栋房子,晚年还算不错。与人合作《大人物的变态心理》,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与关锋合著孔子批判(上下),著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性格开朗,消息灵通,关心历史,关心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对胡锦涛有较好评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证明他是坦荡的君子。
  
  戚本禹认为,其1968年1月被毛、江所“抛弃”,主要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青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从戚的文革积极表现看来,即使没有1968,也会有1976,他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1950年到1968年,是戚本禹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1968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1986年出狱,戚本禹进入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本禹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是他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逻辑结果。戚本禹谈及往事,从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敬,体现了他的品德和立场,非常珍贵。更难得的是,戚本禹对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江青给了很多好评,如说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泽东对江青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说出了一些历史真相。
  
  如1966年5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5。16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问题,戚本禹指出,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这个事实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全盘否定文化革命是很荒谬的。
  
  再如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一事,戚本禹说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中宣部长陆定一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林彪是党的副主席,用不着也不可能写“处女证明书”那样的事。许多人编造文化革命历史,是可悲的。
  
  再如,论及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本禹透露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恩来。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本禹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彪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本禹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本禹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周恩来也有讲话,但周恩来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彪系统。周恩来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再如,对有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问题,戚本禹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认为肯定有这封信。他解释说,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主席的风格,而毛主席的语言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到毛主席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这么一封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彪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后,叶群才离开。对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问题,戚本禹说他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认为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戚本禹说的何等好啊,只能令笔者向他脱帽致敬。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周恩来亲自下令抓的,可直到现在他还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说话,为文革当事人和许多老干部说话,证明他可能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作者:秋石客;二00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稿,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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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28日 | 评论:0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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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毛主席是不可替代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系分析,我们可以为现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画出这样一条结论性的路线图:共产党一大——毛主席——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长征——遵义会议——延安——西柏坡——北京。在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中,每一个重大转折点,都有毛主席的领导,都有毛主席的指挥,都有毛主席的功劳,都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指引。因此,也正是在这个伟大历程中,诞生了中国五千年思想领域最先进、最灿烂、最丰富、最有魅力、最能凝聚人心、最具强国富民内涵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食粮——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就是“中国太阳系”中的红太阳,是具有无限政治能量的恒星,其他的所有参与这场革命和斗争的人,都是围绕毛泽东同志运行的卫星,充其量不过是借助毛泽东这颗太阳发了一下“光”的“月亮”,他们的所有能量,同样来源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生存下去的希望,即使是“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这个“党”必定会堕落成苏联的附庸党,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从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建立以及他们和苏联的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毛主席,同样没有那些叱咤风云的共和国英雄,更没有那些混迹于毛泽东革命路线阵营当中,靠投机取巧、伪装欺骗、狐假虎威以满足个人复仇欲望的蛇鼠之辈。
  
  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连个起名字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成立后,看一看没有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孕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有没有起名字的机会吧。
  
  前面笔者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保存了唯一的血脉和持续燃烧的革命火种,那么,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苏俄派领袖领导下,顶多顶多支撑到1928年南昌起义部队全部溃散,之后,中国共产党积聚的工人阶级力量,便会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暴动”中丧失殆尽,根本不可能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尝试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试验田,积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国经验,更不可能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革命路线。以苏俄派精英为领导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出路大概有四条:一,在国民党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打击、特务围困、军阀混战中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右倾投降主义占了上风;二,在浓重的白色恐怖下,部分最坚定的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或等待机会东山再起,或因失去组织联系、看不到希望而丧失信心,最终慢慢地自行消散——悲观主义笼罩在每一个潜伏中的共产党头上;三,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可能撤离中国本土,撤到苏联或东欧等共产党组织活跃的国家,在莫斯科或什么地方,被“闲养起来”;四,最高领导层出现大批叛徒,直接葬送掉中国共产党这个年轻的政党。因为这个时候——1928年前后,国民党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也是被苏联承认并支持的合法政府,出于在中国的巨大利益,以斯大林的绝对民族主义立场,根本不可能继续支持和武装王明、张闻天等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更不可能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同实际掌握着中国政权、军权、司法权、执法权和“经济割让权”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此外,即使是承认养在莫斯科的“中共领导层”,支持这个领导层“继续从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事业”,那么,他们同样会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不计后果、不计代价(因为牺牲的不是苏联人)地组织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工人进行“城市暴动”,最后把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完全葬送到再也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步——左倾盲动主义最终葬送中国革命。要不就是等待时机,二战胜利后(没有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二战的“中国胜利”可能会在黑暗中滚爬摸打更长的时间),按照东欧国家的模式,抢占一块地盘,扶植一个傀儡政权,成为苏联在中国攫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附庸政权,中国人民出了狼窝,跳入虎口,挣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却成为以苏联为中心的苦力劳工。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不仅成为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成了历史的必然。
  
  1921年,毛泽东出席一大,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建国时,一大代表惟有毛泽东还在坚持革命;1927年,蒋介石在三座大山指使下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生存的危机,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挽救了党。
  
  1927年,八一起义、秋收起义陆续失败后,是毛泽东首先上井冈山,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像李自成那样流寇式作战,最后被消灭的下场。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发动“三湾整编”改造军队,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思想,完成了旧式雇佣军队向人民军队的转变,可以视作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
  
  1930年,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彭德怀、朱德在共产国际路线指挥下打长沙、打赣州连续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树立了大家的信心。
  
  1929-1931年,由于马列主义是关于工人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而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创建了“土地革命”思想,缔造工农联盟,为中国的革命胜利打下了基础,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1935年,由于1931年后毛泽东被王明路线排除出了中央领导层,中央苏区面临一系列严重挫折和损失,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仅湘江战役就损失过半,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现实可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第二次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也挽救了中国的革命。
  
  1936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想“枪指挥党”,南下到四川盆地吃大米做军阀,又是毛泽东指挥不足3000人的红一方面军余部(一部分如红五军团在张国焘处,后来在西路军被断送)毅然北上抗日,最后8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被蒋介石四川军阀夹击,三过草地仅剩下2万多人,而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却不断发展壮大,事实证明。毛泽东又一次挽救了共产党,使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奠定了政治和军事保障。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有一部分领导人寄希望于西进,“打通国际交通线”,靠苏联援助改变状况,结果西路军2万多人在西进途中全军覆没,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红五军团。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而毛泽东主张的“东进”,打到山西,扩红8000多人,又一次保留了红军的元气。
  
  1937年西安事变,很多党内领导人纷纷主张要杀掉蒋介石,是毛泽东又一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毅然放下个人恩怨(这时候蒋介石已经杀了毛主席老婆、弟弟,还挖了毛家祖坟),主张“放蒋抗日”,避免了中华民族明朝末年由于内斗亡于外族的情况,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华民族于最危险的时候。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决反对阵地战,提出敌后抗战路线、建立敌后人民根据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最后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并写出了“论持久战”,使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派359旅开垦南泥湾,带领全党全军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指挥全党全军坚决抵制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夺取胜利果实的行径,果断决策进军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47-1949,直接亲自指挥三大战役,解放了中国。其中1948年指挥辽沈战役,“关门打狗”,避免了关外的蒋军撤退到关内,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9年,在排除斯大林的干扰下,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避免了中国再一次出现历史上的南北分裂局面。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布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政治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现实。
  
  1950年,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毅然决策出兵朝鲜,避免了新生的共和国像土耳其、希腊革命一样被颠覆的可能,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基础。之后,对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1952年,严辞拒绝党内高级领导人薄一波、黄敬等人的说情,下令处决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避免了李自成那样由于腐化迅速亡党亡国的下场。当时党内相当多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是看不清的。1953-1957年,进行第一个5年计划,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使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70岁,相当于救活了6亿人。
  
  1958年,发动金门炮战,制止了美帝国主义搞“一中一台”分裂中国的图谋。
  
  1959年,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主张,避免了新中国受苏联控制,从而成为华约的附庸,被整合进苏联经济体系的计划,同时坚决抵制修正主义,避免了30年后1990年苏联解体时波兰、东欧那样的下场。1958年-1959年,写“党内通信”,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某些领导人提出来的“浮夸风”,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1959-1964年,领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前提下搞出了“两弹一星”,奠定了今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存的基础。
  
  1961-1975年,领导支持抗美援越战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极大的消耗了美帝国主义的实力,使得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与美苏两霸并列的强国,多极化世界成为可能。
  
  1964年,发动大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同时修通西部成渝铁路、成昆铁路、宝成铁路、青藏公路、康藏公路,开始建设青藏铁路,打下了共和国的国防基础,同时改变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1966年,发动文革,反对官僚主义。
  
  1969年,发起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超级大国开战,把苏联帝国主义的入侵行径坚决打回去,杜绝了苏联任何入侵中国的梦想。
  
  1971年,由于支持世界人民革命,如阿尔巴尼亚等,在得到美帝国主义承认之前,就被世界各国人民抬进联合国,完全不用看美帝国主义的脸色,拿回了属于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在今天仍然在为共和国的利益发挥重要影响。
  
  1972年,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三十多年坚冰,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前来北京求和。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1976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公有制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全民生有所居、少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养。
  
  从这些粗略的线条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1928年到1976年历史进程中,只有毛泽东绝对不可替代的,其他的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过什么功,授过什么勋,当过什么官,讲过什么话,都是可以被另一个英雄人物替代的,只有毛主席,不能被替代,只有毛泽东思想,不能被替代。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绝对不是偶然,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没有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连个起名字的机会都不会有。
  
  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孕育过程只能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励志而成。她的孕育过程是这样的:井冈山——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包括这之后的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东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这个发展轨迹上看,毛主席毫无疑问是每一个重大转折点的领导核心、政治核心,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无论从贺龙元帅的“两把菜刀”,还是从上海的中共“总部”,包括这一时期的所有工农抗争,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只能是汉语字典里七个连贯不起来的汉字而已.但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有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革命焕然一新”。诚如前面所言,一、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会照常进行;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照常建立,就算没有南昌起义溃败后的那支部队,没有毛朱会师,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同样会如期建立;三、毛主席会借助井冈山和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这两个舞台,进行了建立新中国的各项试验——政治领导、军事斗争、政府运作、统一战线,司法审判,以及工农业生产、金融币制试验、政府和军队的后勤保障,甚至包括民主试验、代议制议会试验和外交活动尝试等,为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充分的准备;这期间,毛主席领导的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至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并争取到这些地区的进步力量,甚至全国的进步人士,如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史良、宋庆龄国民党进步力量,纷纷同情甚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可以说,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早的身影,而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首脑,同样不是别人,恰恰是后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些年来,中国的汉奸舆论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时代,可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原子弹爆炸,没有任何人敢要求中国解释;中国氢弹爆炸,没有人敢要求中国解释;中国卫星上天,同样没有人敢要求中国解释;包括毛主席去世后不久的中国核潜艇下海,也没有人敢要求中国解释。现在,中国只不过是购买了乌克兰废弃的一艘旧航母,美国就找上门来要求中国进行解释,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航母?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英法德日这些国家就拥有航母,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拥有航母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解释,需要经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批准,为什么拥有4百万平方公里广阔海域的中国,只不过拥有了一艘经过改造的废弃航母,就需要向美国解释,就需要经过美国同意?中国怎么就从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沦落到如今连拥有航母都需要向美国解释的非主权国家?最让人惊奇的是期间并未放一枪一炮,中国就变成了连买一艘破旧航母,都需要向美国解释的附属国家。看着眼下美国极端蔑视中国主权的神气活现态度,让人不禁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的威风和中国人的地位,更加深刻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汉奸集团极端妖魔化毛泽东的原因。因为没有毛泽东的中国人,是一群任人随意欺凌的中国人,是一群男人甘愿为奴、女人被迫为娼的中国人;而有了毛泽东的中国人,是一群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是一群“有来犯者,只要好打”的中国人,是一群“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中国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先后发生过10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其中,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八国联军入侵,二次日本侵华战争,一次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抗美援越战争,一次对印度反击战,一次对苏联的珍宝岛反击战,一次反击对南越入侵的西沙保卫战。这10场战争除了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胜利之外,其它九场战争,凡是毛主席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结果都是中国胜利;相反,凡是没有毛主席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结果都是中国失败,以割地赔款而结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10次反侵略战争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发动的“教训越南”的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打赢,是因为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这个军队,拥有战无不胜的伟大军魂——毛泽东思想。
  
  为了唤醒人民的觉悟,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又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文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政治运动主要是打击党内腐败变质分子的话,这次,他把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大部分作为批判对象。他始终是站在最下层老百姓的角度和立场,对当权者的异化和腐败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斗争。集其后半生,他打击了大部分社会的上层人物,除了“地富反坏”,还有“右”(维护私有制的精英)、“牛鬼蛇神”(各类高高在上的专家)、“走资派”(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臭老九”(脱离工农群众的反动精英)。他就是怕党内走资派和反动精英联手欺压工农大众,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平民思想,使他不惜自己会跌得粉碎,向大部分上层人物开战,这也使他在中央处于艰难孤独的地位。
  
  为了不让翻身解放的工农兵受二遍苦、遭二茬罪,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恶人物上台,毛泽东不无担忧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还说:“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果然,毛主席的担心还是被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言中了,特别是开启了全面私有化改革后,造成了社会极端的贫富差别,广大工农群众又一次被压到了社会的最低层。据有关报道,中国0.4%的富豪占有70%的财富。他们已经由当初父辈为工农群众流血牺牲变成了吸工农群众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时代的主人——工农兵,再次被沉重的大山压弯了腰。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学生失学,姑娘失足(实为失身),部队退役或转业的军人国家不再分配工作,任由他们在资本家的工矿企业自谋血淋淋的职业。入不起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活不起、死不起、人死了都葬不起,直接摆在了人民群众面前。今天吃不起绿豆,明天吃不起大蒜,三鹿,金浩,瘦肉精,苏丹红,吊白块,转基因,堂而皇之地走进人民的餐桌,癌症村从点连成了片,住房、就医、上学成为比当年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凶恶万倍、还要吃人不吐骨头。使工农兵这些昔日的国家主人群体,成了“特别是”的奴隶。工农兵的文艺和文化生活更是一团糟,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再也没有了高昂,再也没有了激越,更没有了荡气回肠,以张艺谋、冯小刚为代表的“东亚病夫”,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夜宴,成为精神中国精神文化的主流,遭到了全世界的嘲笑(世界这奖、国际那奖)。被毛泽东思想扫荡掉的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夺走了人民的舞台、人民的银幕、人民的银屏和人民的报刊杂志。三十来年的道路表明,富人、官员可以用金钱在另地垒起自己的安乐窝,但百姓却不能摆脱苦难的困境。而修正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活生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从来吞噬的都是弱小的百姓。毛主席一再警惕的人民群众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再一次成为工农兵的真实命运。
  
  总之,中国自从出了毛泽东,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政治的独木桥头部被彻底打碎了,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通了社会低层直接通往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道路,农民,能成为陈永贵;工人,能成为王洪文、吴桂贤、王进喜、李素文;战士,能成为雷锋、董存瑞、张思德;姑娘,能成为刘胡兰;干部,能成为焦裕禄,就连小学生,都能成为刘文学,下乡知识青年,都能成为金训华;不识字的人,都能成为李有源、高玉宝、浩然(浩然同志读过三年小学)。一句话,中国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才过上自由、平等、富足、高尚和幸福的生活。只有毛主席,不能被替代,只有毛泽东思想,不能被替代。因此,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国家的领袖、人民的领袖,绝对不是偶然,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没有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连个起名字的机会都不会有。(作者:斗战圣佛08;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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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13日 | 评论:7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  

读书笔记

世界上最不懂毛泽东的人,恰恰是中国人

世界上最不懂毛泽东的人,恰恰是中国人
  只要你从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有数亿人口大国的当家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你就能理解他,读懂他,从而发自内心地崇敬他。
  
  红军时期,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山并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的中央则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是农民意识。后来人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李德、博古不懂,山沟里咋能出马列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事变中,围绕放蒋与杀蒋人们争论很激烈,当时党内党外许多人一致要求杀蒋,毛泽东力主放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保持了人民武装的独立性;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开展全民参与的持久抗战;人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日本人不懂,共产党游击队比装备优良的国民党正规军难缠。
  
  解放战争时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蒋介石不懂,跺着脚叫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和平解放西藏,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达赖不懂,失去了天堂,认为这是侵略。
  
  镇压反革命,维护巩固了新生政权。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特务土匪不懂,认为这是红色暴力。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中写作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出了几十年和平环境。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美国人不懂,穷酸的毛泽东竟然真敢出兵,小石子还碰烂了大水缸。现在的精英不懂,认为毛泽东不识时务,没有及时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搞好关系,发展经济。
  
  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今后的在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资本家不懂,挖了老资本家的心头肉,到如今却补了盗取国有资产暴发户的新窟窿。
  
  反右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共产党执政地位。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有道理的。民主是一个过程,欲速则不达。否则,不过是又一个陈水扁提前几十年在大陆掌权罢了。一些右派不懂,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毛主席与延安群众交谈
  
  大跃进与庐山会议,出现了曲折与失误。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模式,要研究与探索;彭老总生性耿狷,与人相处强人一头,打击对手也毫不留情,得罪人不少,毛泽东要保护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考虑中央大多人的意见,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对彭老总进行组织处理。我们懂了,理解毛泽东的难处。一些曾经参与起哄的人现在装不懂了,毛泽东怎么也干起历史上皇帝迫害功臣的事情了?
  
  农业支援工业,加快重工业发展,抢占国防建设制高点。穷人办事就要集中精力、人力、物力,拣重要、主要的事先办,这样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国防,置办了厚实的家底,使后来的改革才有改革的基础和资本。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认识到毛泽东是英明而又伟大的。一些人不懂了,毛泽东搞经济是外行,没有使人民物质生活提高。
  
  支援第三世界,我们懂了,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一个乞丐还要有三相好的呢。一些享受着由毛泽东打拼的国际环境的现代人不懂了,认为是置人民生活于不顾而到国际上买好得虚名。
  
  30年来,懂也罢,不懂也罢,毛泽东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毁誉已经真正难动其心,他在天国里已经彻底超脱了。但对于我们活着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党,毛泽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命个体了,如何评价毛泽东,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
  
  作为后人,作为毛泽东事业的后继者,要记住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我们可以发展毛泽东,可以超越毛泽东的局限,但不要再用“毛泽东再伟大,一辈子没用大哥大”一类的思维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了。
  
  毛泽东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基础,也是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谁否认并再继续破坏这个基础支柱,历史必将证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敌人。(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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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12日 | 评论:2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汤博志怪

试问谁能取代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试问谁能取代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在中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坚持什么样的主义和思想,都不能回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的思想和实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观念,不论是对所有拥护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门槛,中国共产党没有他,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没有他,就不成其为新中国。要想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否定毛泽东。
  
  不管是爱他、恨他,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中国选择了毛泽东,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毛泽东天生使然。作为一个领袖,是应运而生,站在时代的巅峰,登高而呼,一呼百应。领袖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是合理的存在,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他,无法评价他。
  
  新生代的人们,对毛泽东的了解是有限的,在毛泽东的时代,都还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等成人懂事后,毛泽东已不再是小时候无限热爱的毛泽东,而是“三七开”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毛泽东。有些人甚至把毛泽东比做皇帝,扣上什么“家长作风”,什么“昏庸”,什么“独裁”,什么“整人”,还有什么“乌托邦”等无数帽子,已经不是什么错误了,而是有罪了。对这些虚无的东西,虽然许多人们是不信的,但毛泽东在人们的心里已经被人为地打上了折扣。许多时间里甚至开始怀疑起来,没有毛泽东,中国是不是会更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不是更富强?当然这些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历史不会重来。那些否定毛泽东的人,也是无法拿出答案的,它们统统都只是想当然而已。
  
  到自己沉下浮躁的心绪,集中宽余的时间之后,我从家里的藏书中找来了毛选五卷,认真的地看起来,此一看竟不可收。于是,中国发展的脉络在我头脑中开始清晰起来,毛选五卷,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奋斗、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首感天动地的诗篇,就是一曲曲折豪迈的乐章。毛泽东重新在我的心中高大起来,并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毛泽东情结。
  
  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毛泽东的好文章,让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自叹弗如,仅只能在此写几段文字以作纪念。
  
  毛泽东的才华是没人否认的,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那么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作用,也是没人否认的。没有毛泽东,中国肯定会有共产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只是共产党的一分子。但是,没有毛泽东的共产党会是什么样呢?那肯定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通过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成为最高领袖,特别是他的思想和个人气质,成为统一全党、凝聚力量的理想和象征,使他从成为领袖直到去世这漫长的岁月中,都不曾被置疑。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新中国,无处不带有毛泽东的特征和毛泽东的特色。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否定了新中国。
  
  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无不从反对毛泽东开始。虽然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却可以公开反对、否定毛泽东,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这些人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目地不是更明了吗?经他们这些年来的努力,确实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而且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来了,要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不是天然性的,合法性不是程序性的,合法性不是代表性的,合法性不是全民性的,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才有共产党的合法性,才有共产党执政,绝不能本末倒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多,而且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出现共产党完全是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必然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是共产党人,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只是实现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有的教条照搬,有的结合实际。毛泽东是个讲求实际者,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前,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这是与苏联的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多年的曲折奋斗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的结果,毛泽东是集大成者。首先是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毛泽东要搞资本主义革命,那他肯定不会是共产党的领袖。
  
  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这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决定的,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只能顺应历史,引导民众,影响社会,否则,不管有如何好的主张,必定无法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之一,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说,选择社会主义是错误的,那只能是历史的曲折,时代的悲哀。社会主义会不会像马克思所说的要代替资本主义,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怀疑了,包括共产党人自己,信心已失。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不会看到结果,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的退潮。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到如今,左派不满意,右派更不满意。那么,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看,她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组织形式、经济形式,直至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她唤起了中国人从未有过的热情,她焕发了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创造性,她打造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公平、平等、干净的社会,她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实现了中国的空前组织、空前统一和空前发展。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对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否则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就会陷入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假想而不能自拔。现在很多的理论家、经济学家就是给人们以这样的假想,似乎如果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一定就会成为像美国、起码也要像日本那样的国家,过上那样的生活。现实正在告诉我们,将来也将证明,对于中国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可能不是唯一,但却是一条光明大道。
  
  毛泽东的地位不是在一天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以他出众的才华、超然的感染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逐渐被其他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认识、认可,并尊为领袖的。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最高指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袖和领导。但在共产党的发展成长过程中,却产生了众多领袖人物,包括地方领袖和山头领袖,他们或代表共产国际,或影响一方,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很多人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淘汰,这也为毛泽东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虽然历经失败,但大多数人仍坚持信仰,留在党内,后来仍与毛泽东共事。
  
  在这个领袖的群体里,其实成份十分复杂,虽然信仰相似,但目的不尽相同,思想、观念及行为差异更大,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那群雄奋起、人才倍出的年代,达到党的组织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策略统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经过党内长期斗争,并在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和血的代价之后才逐步达成统一的。这种统一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个人地位的变化,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毛泽东是化解矛盾、保持平衡、维护统一的决定性力量,这就是毛泽东与其他领袖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与其他领袖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人垢病,说他独裁专制,残酷斗争,搞终身制等等。
  
  毛泽东搞独裁专制吗?这要从共产党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队伍说起。共产党是由中国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推动创建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有民主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共产主义者,更多的是三者兼备,追求的是民主,是共产主义。说共产党不讲民主,就像说李白不会作诗一样,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毛泽东的地位就是在民主中形成的,而不是继承的或是委任的。那么在这个讲求民主的群体里,毛泽东是如何实现他的独裁专制的呢?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在共产党内的领袖们,包括毛泽东在内,有谁没被批评,有谁没做过自我批评?一次次的党内斗争,难道这不是民主而是专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哪项重大决策和决定是由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不经集体讨论通过而实施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可以搞独裁的话,他根本就不用写那么多循循善诱的文章和恢弘的的巨著,更不用去作什么报告和演讲,只要一个指示一个命令就行了,何来毛泽东思想?那么既然毛泽东不能搞独裁专制,那一定是共产党搞独裁专制(一党执政),这才是那些说毛泽东搞独裁专制的人的真实用意。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如果没有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就不会有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共产党是准备议会斗争的,而且是认真的,是有文件可查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除了共产党,还有哪个党可以担当起执政的重任呢?那么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难道不是民主,不是民主的巨大进步?
  
  毛泽东搞残酷斗争吗?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他如何残酷的证据。在共产党的领袖中,没有被枪毙的,没有被判刑的,活着的也没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甚至对他的敌人,也没有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这在中国(包括世界)传统政治中,这种包容和人道主义是从来没有过的。要说党内斗争,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甚至到了延安,经常是被批斗的对象。那些斗过他、整过他的人,不在少数,除了自己跑掉的(张国焘、王明等),后来仍与他共事。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是权宜之计,那么在毛泽东建国后威信达到顶峰,这些人不是照样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吗?有人说延安整风也是残酷的,却不提毛泽东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建国后有高岗,最后自杀了,是个人野心使然,没有什么争论。然后是彭德怀,争论比较大。由于历史的真相还不清楚,谁对谁错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彭德怀的斗争是党内斗争,有很多人是积极参与者,毛泽东是由被动被迫变为主动的,实质并不是毛、彭个人之间的斗争。虽然批的凶,但彭德怀的结局并没有坏到哪里去,没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仍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文革”后期病逝。最后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发起者,这是被全盘否定的。作为一个党员,不想唱反调。但有一点,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们或领导者,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不应是封建政治的按功行赏,不应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坐地分脏,不应能上不能下,被批评,遭批判,受冲击,甚至降职,对个人是痛苦、是损失,但对社会进步却是有益的。
  
  毛泽东为什么自己搞了终身制?终身制总是不好的,但如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应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在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封建历史当中,到后来的中华民国,有过退休制吗?当然没有。那么,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有过政党领袖退休年龄或从政的最高年龄的规定吗?显然也没有。罗斯福就是死在任上,里根当总统时也已经七老八十了,应是个早该退休的人。当然共产党不是西方的政党,一党执政决定了他们的不可比性。那么,对夺取政权的共产党领袖们和领导者们来说,一九四九年后大多数都已进入老年,是不是都应该退休,解甲归田才对?显然,在毛泽东时代就建立起高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是根本通不过的。既然别人不能退,英明的毛泽东总该退吧,起个表率。毛泽东想过退休吗?想过,而且是第一个想要退休的人,并且是以党的文件形式下发讨论的。不当国家主席,自己首先退到二线,不就是表率吗?可有谁也跟着他到二线来了呢?没有一个。他也想过完全退休,去搞点调查研究,这也是有文件可查的。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也许他真的退了休。当然这只是假设。如果毛泽东真的退休又如何呢?可能不止一个林彪,会有更多的人出来,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有毛泽东在,没有人挑战最高权力,高、彭、刘、林等,只能围绕国家主席或接班人做文章,上演了一出出最后由毛泽东还债的活剧,使他倍受指责。
  
  毛泽东是对立统一的大师,他不喜欢一边倒。他维系着党内左右之间的平衡,既营造了政治上的生气与活力,又避免了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出现血腥和动荡。
  
  可以这么说,自中国封建社会崩溃,在对中国发展之路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没有出现比毛泽东更高明的领袖和领导者,否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时代。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是英雄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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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11日 | 评论:2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实践证明  真理  毛泽东思想  

汤博志怪

无耻的污蔑——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培养

无耻的污蔑——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培养
  时下,一直还盛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让其建立军功,以便将来接位。因此,如果毛岸英不死的话,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就由毛岸英来领导,就象朝鲜的金正日一样。彭德怀也因此而被打倒了。毛岸英的牺牲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想富贵子孙,而毛泽东则没有得力的子女可传!这是无耻的污蔑,是右派们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精心挖掘编造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谎言。但却流言甚广,效果十分明显和辉煌,欺骗了不少善良的中国人。至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反而认为谁如果不相信的话,谁就是太单纯了,不理解毛伟人的心计和老谋深算。司马昭之心并非路人皆知!为了揭露右派们的无耻攻击,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深入彻底的批判。
  
  许多人只所以深信不疑,其一,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都是世袭的,直到蒋介石也都是如此,并认为这是正常的,自私之心,人皆有之。其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有朝鲜金家父子的生动例子给予有力的佐证。
  
  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继位的,而这些继位的皇帝中又没有几位是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有的甚至是几岁十几岁就继位了。这就是说,继位皇帝是无须通过战场来培养的,就是英明的君主也不一定非得经过战争的洗礼,如秦皇、汉武、康熙等等就是;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的,而不是正统的继位。
  
  其次,战争是残酷的,特别是现代战争,谁能保证太子的安全?对于抗美援朝来说,那更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没有把握的战争!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遍体鳞伤的农业国对阵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而且还是甩过原子弹的凶残的工业国,同时还是17个国家的百万联军。到朝鲜去,你就知道不是送死?彭德怀和金日成都差点要被俘虏和炸死!许多领导反对参战,有些将军不敢挂帅,说明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私的皇帝能让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而且还是继位的太子上战场吗?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和无畏!从这里,我们得不出也不可能得出其它任何与此相反的或者不同的结论。
  
  再说,当时的中国还有另外的战场可供选择。人民解放军刚刚拉开解放西藏的序幕,要炼军功到西藏去不是更安全吗?藏军是落后的地方武装!要培养和锻炼太子,安全是第一位的。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牺牲了五位亲人,即使不再送毛岸英上战场,当时的中国人民也是原谅的。
  
  得知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天地可鉴!而且是让毛岸英长眠朝鲜,而不是魂归故里,让自己再看一眼!
  
  毛岸英牺牲后,章士钊就抱怨和责备毛泽东不听大家的劝阻!毛泽东沉重地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别人?!”黄继光的母亲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没有哭,而是笑。事后,人们问她,她说,慰问烈属的人本身就是一位烈属,我为什么哭呢?我感到光荣和骄傲!是啊,这才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母亲!从这里,世界就可以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为了证明毛泽东的无私,人们不得不问上一句,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有几个派儿子去了朝鲜呢?为什么不把儿子放到朝鲜去培养呢?要知道,那可是培养将军和皇帝的地方!当然,这里丝毫也不是说,其它的工作就不是革命工作,非得都上战场不可。而是为了揭穿和驳斥右派们对于毛泽东的恶毒污蔑和不遗余力的攻击,把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领袖风范歪曲、污蔑和攻击为疯狂的个人野心。毛岸英牺牲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和毛远新被捕了,官二代和富二代到来了!官僚集团,个个腰缠万贯;中国的亿万富翁91%是高干子女!改革的源头在这里!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因在这里!资本复辟才有财富的榨取和特权的世袭!什么初级阶段论,产需矛盾论,生产力论,统统都是掩盖剥削忽悠百姓的理论!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明白人,否则仍然是糊涂的。毛泽东说,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马克思说,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懂得这一原理,还算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革命的胜利者是革命的幸存者,而不是什么帝王之命和了不起的功臣,真正伟大的功臣是革命烈士!革命胜利了,烈士们的家属和子女们怎么样了?人们时刻都不要忘记问上一声,特别是那些踏着烈士的鲜血一路走过来的共和国领袖们更不能忘记!贪图富贵,特权世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人们还要继续地问,毛泽东的子女们也富和贵了没有?!毛泽东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现在到处放肆攻击毛泽东或纵容对毛泽东的攻击,是何居心呢?当然,邓小平们也是完全可以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说:“谁叫他们是我邓小平的儿子呢?”“人们说的也是对的。可我们是改革的决策人,是主张一部分人富裕的,我们的儿女不富怎么说服别人?!”把毛泽东的大公硬说为无端的自私,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古已有之,而今更甚,不知羞耻!当然,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确实自私,连家人和亲友都不顾,还不自私吗?是的,大公就是大私!至情无情,至性无性!
  
  其实,右派们对于毛泽东,不是什么小人心与伟人心,不是什么不解与误解,猜错了,而是故意污蔑的,是阶级的仇和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如果毛泽东要复辟家天下的话,凭他老人家的谋略和威望,即机会主义者所谓的权术,除了毛岸英之外,他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毛岸英牺牲了,毛岸青还在!如果说毛岸青健康有问题的话,毛泽东完全可以学刘备托孤!如果说毛岸青不行,那么,李敏李讷还在!如果说李敏李讷是女人的话,那么,在共产党的时代,谁说女人就不行?!就是在当今的世界里也没有人敢说女人不行!女首相,女总理,女皇,女总统,在现时中就可找到!如果说李敏李讷不行的话,那么,有毛远新在!如果说毛远新不是直系的话,那么,有毛新宇在!总之,毛家并不是后继无人,而完全是可以香火不断前仆后继的!
  
  但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认为红色江山要靠血统来维系和继承。社会主义是要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千千万万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群众,只有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而且群众还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走向成熟,获得正确的认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就证明了这一点。善良的人们不相信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们会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所以,就只一路放心地跟着走。等到发觉不对路时,为时已晚。才突然记起了他老人家的话确实忘记不得,忘记了就是灾难。要幸福,现在又才得从头开始。其次,无产阶级的领袖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血统是靠不住的。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上左派呢?”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太子观。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勇敢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和斗私批修,在革命风云中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不是因为无后而拿同僚出气!也不是因为无情无义而背弃战友,而是这些所谓的战友一个个地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劳动人民,他们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中国有没有走资派,经过邓小平的改革,人们已经没有争议了!邓小平淋漓尽致地充分发挥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现在,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投降资本主义接受帝国主义招安的现代宋江和走资派!
  
  至于说到彭德怀,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和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责任——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公报私仇吗?世界上有这样报仇的人吗?儿子被炸死了,难道毛泽东就不记恨吗?毛泽东就没有仇人了吗?谁信呢?!有!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彭德怀之所以被打倒,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是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早已为为邓小平平反了的右派分子所证明。如李锐就说当时他们就是反对总路线的。现在社会主义被否定了,他们就都争先恐后地道出了实情,功臣嘛,而当时却是一个个地大喊冤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在敌人的争功中揭秘事实真相。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批道:“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这是在培养皇后和皇太子吗?终毛泽东之世,江青和毛远新等都未据高位!
  
  不是说贤不避亲吗?毛泽东的儿子难道就不能继位毛泽东?能,完全可以!如果他的子女们也都是革命者,并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了,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了群众的公认,为群众拥戴为领袖,那是可以的。不仅是可以的,若能这样,那还是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求之不得的幸事,大好事!但这是另外一码事,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和国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或者说毛泽东把共和国当作了毛家。革命者必须要求家属和子女也是革命者!革命和反革命同为一家是不可想象的!革命的家庭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任何阶级都是这样!革命的后代必须接过革命的旗帜!当然,谁也不能保证革命的后代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这样,革命者才要更加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和培养。但这与培养和训练皇太子是一回事吗?可相提并论吗?可划等号吗?再说,世袭,不,血统,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对于高干子弟,1967年5月毛泽东有一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不幸言中!可见毛泽东是何等地重视对革命后代的培养和教育!
  
  这不就证明了毛泽东要岸英继位吗?毛岸英不死,一定是皇帝!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伎俩只有右派们才能做得出,这种卑鄙无耻荒唐可笑的结论也只有右派们才能得到。把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假设和臆想当作推论的大前提,这是什么逻辑呢?为了污蔑无产阶级的领袖,右派们有的只是诡辩,而从来就不需要什么逻辑,是什么也不顾的,只要能骗就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这就是他们的至理名言,同时也是一切反动派的至理名言、思维逻辑和思想武器。这种预设前提与虚假论证的市侩演绎和流氓演义,看似精彩精致而实则荒唐无耻,只有幼稚的人们才会上当,而不是没有上当的人们显得幼稚。这里所谓的幼稚,就是没有阶级觉悟和不会阶级分析,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维,而不是为人处世的是否老道与圆滑。
  
  人都是自私的嘛,这是他们思考一切问题和作出一切结论的大前提,总前提。但是,自私的人也有“愿世世无生帝王家”的,又作何解释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毛泽东培养毛岸英,哪有不想儿子继位的?!右派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说,善良和幼稚的人们也总是津津乐道地这样跟着讲,并说这是绝对绝对的,突然发现了自己也竟能洞测天机!他们历来都是从自私和权术的角度来看待无产阶级的领袖,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他们似乎无法理解。不,只是善良幼稚的人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不能代表右派!右派是阶级斗争的高手!
  
  其实,一个社会形态,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正常的情况下,谁接班都是关系不大的;国家的根本是所有制关系,只要统治的阶级认识到他们的命根所在,只要所有制关系稳定和不变,谁在台上都行,即使坐台一辈子也不是不可以。任何一种社会都是世袭的,不是血统就是思想。社会制度必须世袭,不世袭,那还叫一个社会吗?接班的意义就在于维护政权的传承与稳定。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罢,民主制也好,独裁制也罢,终身制也好,退休制也罢,竞选制也好,委任制也罢,这些都只是形式和手段,哪样好使就用哪样!它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只是一种分赃的关系,并没有触动它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对于劳动人民命运的改变没有任何的影响。奴隶的仍然是奴隶,地主的仍然是地主,工人的仍然是工人,资本家的仍然是资本家。这就是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命运天注定,其实天就是社会制度,根本是所有制。皇帝就是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儿,而不是什么天子!剥削阶级既需要欺人,也需要自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给人民群众讲清楚这个道理,揭露和戳穿天命论的欺骗和谎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本家的八字和命相再好,也是发不起财的!因为社会主义不容许剥削。事关百姓命运的是所有制,是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哪个人在台上主持工作!在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就是一天一人也不碍大事。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权就经常上演过这种恶作剧,有时换皇帝就象煎烧饼一样,翻来翻去,翻个不停;而人选呢,从嗷嗷待哺的幼儿直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曾充分亮相;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根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劳动人民的命运仍然是受奴役受压迫。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各国,不知换了多少届的总统和首相,工人阶级的命运改变了没有?没有!如果是维护剥削制度,就是一年一换届,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一个领袖长命百岁,一百二十岁,家传万代,难道不是劳动人民的幸福吗?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关心关注的是劳动阶级的地位和命运,是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职务变动,不是跟着资本财团的政治秀吆喝!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改变受奴役的命运,当家作主,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所以,毛泽东才说,路线和道路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能在这个前提下选人用人,也就是说只能围绕政治路线和社会制度来搞政权建设。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切统治阶级都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人之难,从根本上说,就是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尚不巩固的缘故,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命根之所在,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天下的大事。毛泽东一再号召人民群众要眼睛向上,要抬头看天,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辩清路线方向,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中央,原因就在这里。如果群众认识不到资本的罪恶,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认识不清路线的走向,那么,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灾难就是随时可能的。
  
  根本是所有制,命根在经济,那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要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呢?那也就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通过政权的蜕变来促成经济的解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资产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者们是把握得很好的,运用得炉火纯青!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只要你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搞什么社会主义,那么,谁当皇帝,当多久,他们都是不在乎的。非洲的封建世袭,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他们就不批判。美国大布什小布什的世袭他们就不指责,而是大加赞赏!朝鲜的金正日和金正恩他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就是因为而且也仅仅是因为朝鲜实行的是公有制,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死对头。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站得住脚,那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世界的灭亡。政治上不百般诬蔑,经济上不全力封杀,军事上不准备随时入侵,怎么行呢?!只要金正日和金正恩起动私有化改革,实行殖民化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者就会大加赞赏的,马上就会给金正恩颁发诺贝尔最高和平奖,世界舆论就会说:“金三,好样的!是个明白人!”就象当年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抚摸戈尔巴乔夫的头夸奖戈尔巴乔夫一样。那时,金家的世袭,就不会有人再提及了,而是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是,这时的朝鲜,谁又能保证它不是南斯拉夫第二呢?南斯拉夫被西方国家肢解了,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了,总统也死在了狱中!要维护朝鲜的生存,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力量,此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没有两千多万人民的拥戴,没有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感情,朝鲜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制造两极分化的剥削政权,劳动人民是不会拥护的,更谈不上誓死捍卫!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必然要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那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就那么艰难,以致于毛泽东不得不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工作机制和生前交班的想法,而金日成则不得不断然采取“血统”继位的手段来确保社会主义的江山!资本主义国家好象谁在台上干的都是资本主义,接班人唾手可得!这是一个必须回答清楚的问题,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否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心,以致于许多人不敢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艰难,源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性质,源于社会主义任务和使命的伟大空前——社会主义要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弄得不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它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及其领袖们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必须坚决地抛弃为个人为家族的私心杂念,完全彻底地为消灭剥削和特权而奋斗。它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普遍的空前的提高,自觉地坚决地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现象和资本主义复辟。其次,无产阶级专政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时间很短,经验不足,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出现反复是正常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和仁人志士的顽强探索和艰苦努力。再次,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
  
  其实,任何革命和任何社会都是曲折反复的,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取得巩固经历了40多年,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取得巩固更长达80多年!无产阶级专政经受一点反复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历史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暴力和教化才建立起来和巩固下来的;因而,公有制和公有思想也自然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革命和教育才能建立起来和巩固下来,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一切都必须立竿见影当场见效的实用主义思想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是艰难艰巨的伟大工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她让人们从工业化的大生产不能用资本的方式组织即从资本对生产的破坏中发现了和认识到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是社会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了探索公有制社会的时代,即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的前途却是社会主义,中间不容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补上资本主义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是复辟和倒退!因此,革命的领袖们是带着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的,还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参加革命的?是为了推翻剥削而参加革命的,还是为了个人出路,只打倒蒋介石,不打倒资本家?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真理和信念,还是只作为争取群众的一个口号?一句话,这些革命领袖们是马列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这对于革命的前途关系重大。
  
  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形势逼着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不二的选择,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于是乎,一大批的机会主义者就混进了党里和革命队伍里,他们也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实质上却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一同走过来了。他们能力非凡,真假难辨,在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被委以重任,有的甚至被培养为接班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在马列主义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暂时地隐蔽了起来。当革命转变到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限制特权,根绝个人发财之路的时候,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百般地反对和千方百计地破坏,形左而实右,始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信仰和能力并不是一同增长的,以及其它的一些原因,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取得了与他们同样的或者超过他们的权力和威望。在发现、识破和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以后,人们还是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教育,在继续革命中转变立场,得到改造,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相信他们的保证,对他们仍然寄予厚望。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人才难。”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一方面取消了他们的一线领导,撤消了他们的职务,一方面又保留了他们的党籍,以观后效,随时起用,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跟右派们上台以后的罪恶行径正好天壤之别!同时,继续在革命的斗争中发现、培养和造就新的领袖,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实现不了生前交班的愿望。“人才难”是蜀中无大将,而不是“人才难得”的如鱼得水!马克思之后有恩格斯,列宁之后有斯大林,这是无产阶级的大幸。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毛泽东之后,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核心形成了暂时的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不幸!革命的反复在中国也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朝鲜地小人少,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省,自然条件又先天不足,经不起波折,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对朝鲜的打击就都是毁灭性的,说不定一个早晨的功夫都不要朝鲜就变成了殖民地!苏联和中国的改旗易帜,使得朝鲜失去了强力的支持。美帝国主义政治上的颠覆,经济上的封杀,军事上的侵略威胁,使得朝鲜进退维谷举步维艰。社会主义的朝鲜每天都生活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之中!接班人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关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许多国家都没有处理好,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鉴于中国和苏联的经验,鉴于美帝的封杀和威胁,金日成不得不严重地考虑和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得不走先军政治的独立自主的道路,不得不突破社会主义的“禅让”制,根据朝鲜的情况,大胆地起用金正日,希望他能够知道父辈的艰辛和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能够与二千多万的朝鲜人民团结战斗,确保社会主义的江山代代相传。人们应当谴责的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远万里对朝鲜的侵略和封杀,而不是金家父子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与坚持。实践证明,金正日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希望,社会主义的朝鲜在艰难的夹缝中坚持了下来,巍然屹立。这是一个奇迹!她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朝鲜抹而不黑!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朝鲜确实面临着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但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坚持了下来!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性。
  
  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存在接班人的问题,谁都行!是吗?谁都行吗?资本主义的接班人就不要也没有经过资本家的严格挑选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候选人都必须首先是大财阀或是大财团的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资本家让过这些人上台执政没有?尽管有许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以不武装推翻资本的统治为前提的,是资产阶级麻痹玩弄工人阶级的木偶和工具,但却即使是这样,资本家也从来不让他们上台!资本主义,谁都行吗?!只能说,资产阶级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经验选择自己的掌门人,保证台上的人一个个都是他们忠实的走狗,而不是谁都行。谁都行只是一种假象,它的背后是资本的强大力量。谁都行,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才有意义,这是一条阶级专政的普遍规律。
  
  由于使命使然,社会主义要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她的领袖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所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比资本主义的接班人困难千百倍!资产阶级要培养的是特权代表,是自私自利之人,自然要比社会主义容易得多;即使为公那也是资本之公,剥削之公,与无产阶级的推翻剥削和解放全人类之公风马牛不相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是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几百年来的资本制度鼎力合作共同培养造就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才一百多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则更短!社会主义还在曲折反复中!其接班人的艰难性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就是不是说,无产阶级就无法造就自己的领袖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了呢?或者说,就只能靠血统了呢?血统失败就失败了呢?
  
  不是的!朝鲜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社会主义不是建筑在家族之上的。社会主义的万代江山不能寄托于家族血统。如果一个领导无后,或者一个革命领袖过早地去世和牺牲,革命就无法进行了吗?绝对不是。
  
  从根本上讲,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源于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只要存在着剥削和压迫,那么,即使杀了夏明翰,也自有后来人。资产阶级是为了更好更大和更多的剥削才杀掉夏明翰的,而不是在杀掉了夏明翰以后就停止了剥削,立地成佛了。所以,革命便自有后来人!革命群众一定会在尖锐复杂的生死斗争中造就自己前仆后继的领袖人物。马克思之后就有恩格斯和列宁,列宁之后就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毛泽东之后,世界上仍然还有无数战斗着的无产者,他们终将会造出自己的领袖来!社会主义的低潮只是证明革命的艰巨复杂,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后继无人。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地推进和螺旋式地上升的,社会主义自然也不能例外。
  
  从个人主观条件来说,无产阶级的领袖首先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理论上认清了和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完全彻底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大公无私,无所畏惧,坚定自觉地把社会主义视为生命和追求,终生不渝。社会主义是他的生命细胞和思维细胞!在他身上流淌着的只是社会主义的血液!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只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是修正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就是不可克服不可战胜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就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就有列宁和一国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包围中,就有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修正主义是不可克服的呢?
  
  从接班人的培养角度来说,一是要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锻炼接班人,一是要普及社会主义教育,提高革命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让劳动人民十分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自觉地维护公有制,捍卫社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让他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有力地纠正领袖们的错误行为;让机会主义者无计可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敢出头!这是治本之策!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个人的力量是幼稚渺小可笑的;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认识到私有制度就是苦难是罪恶的时候,就是革命的接班人成功成熟和英才辈出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的时候。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比较轻松自如地物色管家,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政策路线十分敏感,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极高而强,管家不敢违背主人,乱说乱动,胡作非为。根据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无产阶级只是由于专政的时间较短,缺乏经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来监督管理自己的领袖和政府而已。随着斗争的反复,经验会逐步走向成熟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问题的。发动群众,揭批修正主义,把被篡夺了的各级各界各领域的领导权统统地夺回来,让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保社会主义江山万代相传,直至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他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和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他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大民主,打倒走资派,通过群众运动来管理监督各级领导和政府,斗私批修,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已经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当然,具体的工作还得要靠革命者们前仆后继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之后革命的挫折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象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样。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历史进程也正是这样,恰恰是因为否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不可估量的损失;而绝不是相反,因为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更直接地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普遍真理性!因而世界共产主义者就把这一理论称作毛泽东主义,以作为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即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天敌和克星!要复兴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高举也只能高举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他一生都在为建立和捍卫社会主义而斗争!毛泽东因社会主义而伟大,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朽!毛泽东是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一道坎!要复辟资本主义,要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否定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右派们绝不放弃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和污蔑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醒来吧,被拐骗了30多年的工农大众们,特别是下岗失业和流离失所的兄弟姐妹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方兴未艾。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觉的革命理论,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过时,世界就仍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全面激化,帝国主义除了侵略和战争之外已经无路可走,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久就要到来。让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疯狂于一时吧,共产主义的车轮必然要将他们辗得粉碎。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接下来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会更加清晰地辨别斗争的方向而少走弯路!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艰苦默默地工作,为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前仆后继,披荆斩棘!
  
  共产主义后继有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作者:吴吉寅;来源: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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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8日 | 评论:1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实践证明  真理  毛泽东思想  毛岸英  

新中国纪事

发展的实践不断证明:真理在毛主席身上

发展的实践不断证明:真理在毛主席身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应该掌握一个要点:这就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无限延长和发展的过程,不会停留在某些人主观愿望的特定时间段落。检验真理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画卷。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会在实践的历史画卷展开的过程中露出笑容。
  
  清明时节,家家祭祖,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应该祭典自己的祖宗。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宗就是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并没有使世人淡忘毛主席,反而觉得他始终在我们身边指导我们,提升我们,鼓舞我们按照共产党人的标准去工作和斗争。毛主席逝世之前,周恩来、朱德于同年一月和六月先于毛主席逝世,他们在同一年离世,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到此结束。我们纪念他们,实际上纪念那个时代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开创的最有价值的丰功伟绩。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敬仰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列宁、斯大林之后独领风骚三十年的世界领军人物。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享世间。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战略家、书法家、诗人。他集马克思、列宁的智慧于己身,对当代世界所做的结论,至今无人居于其上,深受全世界人民的敬佩。另外,毛主席的人格、品质、水平、风度,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公认的典范和榜样。毛主席一生光明磊落、与人为善、心系大众、无私奉献、满门忠烈、大义凛然、谦逊朴实、廉洁清淡。毛主席一生重气节、重骨气、重感情、重信念。与那些以权谋私的人相比,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相比,与那些惯使阴谋诡计的人相比,与那些专横虚伪的人相比,与那些怂恿家属和子女胡作非为的人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
  
  毛主席最宝贵的思想是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谋解放的思想。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达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如果说六十年代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顶峰,略有美言之嫌,那么今天作历史的考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确实在列宁之后,无人出其上。他的思想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是客观事实。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就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九大政治报告)
  
  这段话在80年代初期曾经遭到批判。被批判的内容集中在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当时,盛行一句时髦的话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啊,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呢?可见这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绝对化”了,他还“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才黑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由于当时实践中没有提供这些论断的根据,就对毛主席的这一论断进行了否定和批判。现在看来是太性急了。对毛主席的这一论断的批判时间不超过十年,东欧八国和苏联共九个原社会主义国家就发生亡党亡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的断言被历史事实和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预见是英明的、准确的。这不是小事,也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那些批判过毛主席的这个论断的人是错误的,短见的。他们对毛主席的指责纯粹是妄议。他们如果有良心的话,应该老老实实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认错,表示悔过和道歉。他们应该承认自己没有认真读书学习,也没有联系实际好好改造世界观,结果造成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修养与毛主席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这一段历史公案应该得到纠正了。其实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真理属于毛主席,一浪接一浪对毛主席的崇敬和思想追寻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国内,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评判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的现象呢?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上的原因就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有些喊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口号的人,不懂得检验真理的实践具有什么特点。有些人往往把在某一段运动中的极少数处境中的个别人的“个人感受”,当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这样,有多少“检验者”就会有多少个“真理”了。毛主席阐述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的要点就是:是大多数人的实践,不是少数人的实践;是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进步的革命实践,不是随便什么“个人感受”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还有一个检验者的阶级立场和观点问题。比如说,怎么样评价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根据社会进步的观点,根据绝大多数人的观点,通过土改,消除了上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耕者有其田,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社会向前进步。这样的实践检验,证明土改是完全正确的,土地改革是值得肯定的真理性结论。但是,如果检验者站在极少数土地改革的革命对象立场上,去挖掘被斗争或被没收土地资产的地主分子的“个人感受”,把这种“个人感受”当成检验真理的“实践”,那肯定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土改完全错了,一定要翻案,要写好多“口述史”来谴责。立场不同、方法不同,检验真理的结果就大不一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应该掌握一个要点:这就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无限延长和发展的过程,不会停留在某些人主观愿望的特定时间段落。检验真理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画卷。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会在实践的历史画卷展开的过程中露出笑容。因此,主观只想以某一段实践来检验事物的是非,以一段的实践下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犯了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有时,有的事物,一个时期看来,好像错了,但接着到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和实践却证明其正确。科学的态度是不能割断历史。只要历史地、发展地、出以公心地看问题,就能够找到真理。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也是这样。站在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的角度,看到的结论是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他始终出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防止人民大众受二遍苦、遭二遍罪,对当时苏联等国家出现修正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看穿了社会现实,指出搞修正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结论,提起全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的警觉。这是巨大的政治和理论的贡献,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而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实践证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长期窃据权力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思想上彻底投降帝国主义之后,利用“改革”的时机,瓦解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他们先是搞乱共产党国家的舆论,最后自上而下地搞垮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主席多年警告人们的那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的情景”,在九个国家成为严酷的现实。实践证明:毛主席不但在军事上“用兵如神”,在政治上也是“料事如神”。这是人们不得不敬佩毛主席的普遍原因。他不但是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他不但正确,而且革命人民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他的正确。发展的实践不断证明:真理在毛主席身上。
  
  谨以以上感言纪念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作者:刘书林;本文系作于2016年4月4日清明节,谨以此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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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4月7日 | 评论:1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实践证明  真理  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纪事

朝鲜战争毛泽东三次召见邓华面授机宜隐情!

朝鲜战争毛泽东三次召见邓华面授机宜隐情!
  他高度近视,曾跟毛泽东对过诗,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50年毛泽东把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由他完成。随后毛主席又把他派到朝鲜担任彭德怀的副司令员,他就是朝鲜战争中毛泽东三次召见的邓华将军!
  
  邓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先后3次召见邓华,部署任务,了解战况,面授机宜——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在选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时,毛主席把目光投向了年仅40岁的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7月19日,正在位于广州的兵团司令部作战室一幅巨大作战地图前研究思考朝鲜战况的邓华,突然接到来自中央的一封急电:“边防迫切,任务光荣,希早日来京面授机宜。”邓华立马轻装简行,从广州乘火车北上首都。
  
  7月底的一天午后,邓华接到毛主席召见的通知,随同毛主席秘书叶子龙驱车前往中南海。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握着邓华的手,亲切地对这位即将肩负重任的爱将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邓华1910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郴县,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同年7月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从此便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南北,从一名基层干部,逐步成长为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指挥员。毛主席称赞邓华:“海南岛一仗打得不错嘛!有些事情,真好像事先算计好一样,要是晚打两个月,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木船打军舰,几万大军渡海登陆,与金门之战相比,组织指挥之得体,简直出人预料。毛主席话锋一转,切入正题:“看样子杜鲁门在朝鲜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兴奋地说:“是的,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打。他打他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好办法。”毛主席赞许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邓华离开毛主席时深感使命神圣,任务紧迫,信心倍增。
  
  邓华不负最高统帅的重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善于站在战略高度审视战役全局,多次在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协助彭德怀成功地组织指挥了5次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图们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夺取了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解放海南岛
  
  “劳师远征,辛苦辛苦!”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7个多月的激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战线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争转入相持局面。1951年6月初,受彭德怀委派,邓华率首批入朝作战的第38、39、40、42军的主要领导赴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况并请示军机事宜。刚到北京饭店住下,毛主席便召见邓华一行。时隔不到1年,邓华再次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用爱怜的眼光久久地看着他,满怀深情地说:“邓华同志,你瘦多了啊。劳师远征,辛苦辛苦!”邓华汇报了朝鲜的战况和志愿军编制、装备以及军工生产等方面的意见。毛主席听得仔细,不时点头称是,还不时在小本上作些记录。这时,毛主席饶有兴趣地给邓华讲起应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作战方针,“德怀和你都是湖南人,晓得‘零敲牛皮糖’是怎么回事。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敲他的牛皮糖。”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就是要边打边谈,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邓华听后心里有了“底数”,十分兴奋,他再次建议,由军委统盘考虑分期安排全军部队和干部轮流入朝,通过实战学习与高度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对,意见很好。”毛主席对邓华能够站在战略全局考虑问题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邓华回到北京饭店,思绪联翩,激动不已,夜不能寐,提笔开始撰写《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在国内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邓华公务非常繁忙,活动安排得很满,他便利用晚上时间写作。6月15日,邓华带着最高统帅的指示,也带着他已完稿的文章,启程返回朝鲜战场。在这篇文章中,他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总结了前5次战役的作战经验,分析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条件,论证了抗美援朝战争战略转变的必要性,提出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意见。回到朝鲜后不久,邓华在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受到彭德怀和志愿军高级干部的赞扬。这篇文章对志愿军后来的作战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你去了,我放心!”
  
  1952年冬,朝鲜战局继续处于对峙状态,停战谈判也长期中止,战争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扩大,正处于转折关头。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众高官要员陪同下,于12月2日至5日到朝鲜前线视察,并扬言“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身在北京的毛主席密切注视着艾森豪威尔的言谈举止和朝鲜局势,电令邓华回国接受任务。12月6日,就在艾森豪威尔离开朝鲜的第二天,毛主席立即指示午后3时召见邓华。邓华第3次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早在那里等候着。毛主席伸出两只大手紧紧同邓华握手,此时的邓华已于半年前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比毛主席第2次召见时更重,但经历两年多当时现代化战争锻炼与考验的邓华却显得更加成熟自信,胸有成竹。
  
  “闻鼙鼓而思良将。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应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毛主席说明了召见邓华的本意。“你4日写的报告(指邓华12月4日在北京饭店写的题为《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和工作任务》),我看过了,批了几句话。总的意思是,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登陆的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接着,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允许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邓华从心底里敬佩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他迅速思索之后提出:“西海岸指挥机构不健全,原拟由第19兵团兼任,根据当前形势,需要重新考虑。”毛主席当即表态,“西海指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邓华当即表态:“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现在的朝鲜战场形势,完全不同于1950年9月仁川登陆了,艾森豪威尔真要出此下策,肯定会是一场灾难!”邓华信心十足!邓华怀着兴奋的心情启程返回朝鲜前线。半个月后,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发指示,正式任命“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两副重担,更准确地说是四副重担一肩挑。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毛主席两次亲自点将邓华,委以重任,充分说明最高统帅对他的无比信赖。
  
  在当时我军没有进行过反登陆作战,更不具有大规模反登陆作战经验的情况下,邓华以毛主席“三个肯定”的战略判断为依据,深刻分析朝鲜战场的客观形势,认真研究如何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问题,在志愿军党委会上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具体作战部署,要求坚决不让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坚决消灭之,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在邓华周密组织指挥下,志愿军用4个月的时间成功完成了巨大的反登陆防御作战准备。由于准备周密充分,迫使美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同我恢复停战谈判,从而为尔后实现朝鲜停战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志愿军随后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作者: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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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3月10日 | 评论:10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邓华  

汤博志怪

《求是》刊文: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关全局

《求是》刊文: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关全局
  现代作家郁达夫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伟人辈出的民族,其中毛泽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长期以来总有一股逆流,以讥讽、攻击、丑化党的领袖人物为能事,尤其是近年来把矛头日益集中指向毛泽东,妄图把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抹杀掉,其恶毒、刻薄之言语,其歪曲、捏造事实之手法,着实令一切有良知的人士愤慨。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关键问题。
  
  首先,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直接事关维护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这个全局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历史。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就明确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同时,他还强调:“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现在有些人之所以热衷于拿党史国史说事,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与党的形象直接相关,与党的执政地位直接相关,企图通过抹黑毛泽东进而丑化党的形象,通过诋毁毛泽东来否定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其次,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直接事关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的人把毛泽东与新时期改革开放完全对立起来,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完全割裂开来,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与今天的改革开放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易张。而我们当前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和奠定的,也是我们在新时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须长期坚持的。从这层关系看,全面深化改革是建立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这一代人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实际上也就否定了确立上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改革开放走上“邪路”。
  
  最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直接事关国家政权的稳固。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丰功伟业,他留给中国人民的思想遗产,已经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融为一体。特别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他的肖像至今仍然高悬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观察、判断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标杆。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实际上就从思想上瓦解了全国人民团结共识的价值基础,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政权的根基,就像一座雄伟大厦,如果地基松动了,大厦还能长久矗立吗?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各种敌对势力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便捷途径就是丑化党的领袖人物。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这部书中赤裸裸地介绍其反共策略,即要搞垮苏共,首先要从斯大林身上打开突破口,把斯大林搞臭,而且“根源要追溯到列宁”,进而搞臭列宁以及苏共。布热津斯基的这套反共手法在苏联轻而易举地得逞。在苏共丧失政权之前,历史虚无主义公开地、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丑化党的领袖,抹黑党和国家的历史,“用尖刻犀利、幸灾乐祸的笔调,大加鞭笞,对上一代所遭受的苦难则是庸俗地津津乐道,而绝不是意在为后世留下深刻的教育”。他们从否定已故的党的领袖人物开始,进而否定苏共的历史,直至追根溯源到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回忆录《警示》中深刻揭露,他们企图引导苏联人民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也就是说,应该替换它。”苏联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丑化党的领袖人物是打开搞垮社会主义政权的缺口,是“颜色革命”最便捷的途径。
  
  毛泽东虽然已经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但是他与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那些企图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人,处心积虑地要把早已矗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这座伟岸丰碑彻底摧毁。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洞悉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毛泽东的险恶图谋,从政治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正如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对此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高度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警惕和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作者:康恩胜;本文选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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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3月8日 | 评论:4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纪事

从崇洋者到崇毛者的深刻思考——纪录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之路

从崇洋者到崇毛者的深刻思考——纪录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之路
  我出生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在邓小平时代。从孩提时代看《大西洋底来的人》以来,就开始羡慕西方的文化。以后发展成为非外国电影不看,非外国书不读,非西方古典音乐不听,非外语不学,非外国人不崇拜,非外国电器不用,非外国网站不上,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什么都是国外的好,满脑子全是西方的思想。虽然一心想出国,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正是因为崇洋而又无法生存于国外,我就对现实充满不满,内心充满了自卑感。
  
  我起初当然是怀着对西方的优越感,带着嘲笑和否定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觉得他毫无伟大之处,他的思想很浅薄。他是一个搞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中国人都被他的愚民教育愚弄了。他把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扫除掉了,用马克思主义强奸了中国人的民意,造成了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总之,中国现在的落后全是毛泽东造成的,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一定与美国一样强大。起初对毛泽东认识就是这样,与现在的许多人差不多。
  
  促使我的认识发生180度逆转的是通过国外网站了解的西方“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西方具有不少忠实的信徒,有一些甚至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远万里来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按照我起初的思维,毛泽东的那一套是中国现在贫穷落后的根源。在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人们生活得那么自由,思想观念那么进步,怎么偏偏还有人崇拜毛泽东,爱读毛泽东著作呢?
  
  我是崇洋的,而我崇拜的洋人却又崇拜毛泽东,所以我就不能不了解毛泽东。围绕“毛泽东主义”,我查找了大量的文章,得到了许多正面拥护毛泽东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以前从未看过的。这些文章眼光独到,很有说服力,我的思想逐渐从“右”向“左”倾。
  
  当我查阅到毛泽东时代的出版物,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言论和各种文集,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大多数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邓小平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发展,现时代的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问题的延续。实际的情况是恰恰相反,原来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邓小平时代只是外形上相似,实质上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时代所竭力批判和防止的,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早已被那个时代的理论所把握和预防,现时代的问题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路线被放弃的结果。正是因为毛泽东路线的放弃,造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造就了独裁者,产生了愚民教育。
  
  毛泽东搞党内斗争,是与党内的民族败类的斗争。毛泽东不是独裁了中国27年,而与民族败类斗争了27年。那个时代的灾难是毛泽东与民族败类斗争的灾难,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突破重重阻碍达到辉煌的高峰的时候,被民族败类夺取了胜利的果实。如果继续毛泽东路线走下去,如今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进一步读了毛泽东选集,我才知道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甚至他的一些教育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也难怪西方人崇拜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中有许多超越资本主义观念的进步思想。现在的中国执政者只是空谈毛泽东思想,根本没有按他的话办,是一个思想和实践严重脱节了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进步成就说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激发人民群众进取精神的源泉。不管知识分子们是被“批斗”也好,“下放”也好,“坐牢”也好,“抄家”也好,都不妨碍在他们那个时代做出成就。相反在邓小平时代,世道不可谓不太平,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那些高薪供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做出了什么在全世界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成就呢?
  
  人只要有内在动力,不管遇到什么艰深险阻,总能闯出一条路。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的环境,一方面人们的内在动力无穷,另一方面所受到的阻碍也无穷,但不妨碍人们克服万难,达到高峰。邓小平时代就是相反的了,人遇到的阻碍少了,但人也缺乏内在的动力了。邓小平时代的人看毛泽东时代,总是看到外部的阻碍,但没有看到人内在的动力。
  
  中国人喜欢感情看事,一些人在毛泽东时代受了些罪,他们就从情感上去厌恶毛泽东。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而不是微观的角度,如果从理性的眼光,而不是本能上厌恶的非理性眼光来看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确实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伟人,他的所作所为很难被同时代和现时代的人所理解。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路线,是超越人类历史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就是超越进取的精神,我现在为一条让中国人充满个性和独创精神的发展路线没有继续走下去的悲剧而感到扼腕痛惜。
  
  我现在已经从一个彻底的崇洋者转变为一个彻底的毛泽东崇拜者,我因崇拜毛泽东而充满民族自豪感。“踏破钉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进步的思想无需远求,真理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就是进步的真理的所在。
  
  每一个在中国本土生存的人都需要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从一个农民成长为国家领袖,他的路就是自立之路。毛泽东的精神是自立之本。既是个人的自立之本,又是一个国家的自立之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国家的自立之路。有了国家的自立,就有了个人的自立,有了国家的个性,就有了个人的个性。
  
  目前中国有两种人污蔑毛泽东,一种是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受益者,他们用自私的眼光去否定那个时代的成就;另一种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崇拜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狂,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想法,他们不能够分享他人的思想。
  
  我感叹自己在邓小平时代被洗脑了三十多年,直到如今才觉得认识了真理。人一旦认识到真理,就不会放弃真理了,因为真理给了人以力量。我的思想变化历程说明,崇毛者的队伍还会壮大,肯定有人会与我有一样的经历,从“右”变“左”,从崇洋者变成崇毛者。(作者:yongzh;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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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3月1日 | 评论:1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从崇洋到崇毛  

新中国纪事

《红旗》点名批评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

《红旗》点名批评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
  今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近日刊发了一篇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的文章,重点批评了3个人,说他们以“自由”为名,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制造一边倒的所谓主流民意氛围。
  
  《红旗》的文章采用的是不点名批评,只指出这3人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知名演员,和一名知名地产商。
  
  文章说,一些微博大V挟洋自重、盲目附和,在其微博中公开污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频频设置挑衅性议题向政府发难,挑动社会对立情绪。
  
  言辞之重,前所未有。
  
  那么,被批评3个人都是谁呢?
  
  其中对经济学家的不点名批评最重,专门用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某拥有逾200万“粉丝”的知名经济学者,不仅十分艳羡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在微博上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
  
  另一段批评文字是这样的:
  
  2014年3月28日,一条某知名经济学家的微博获得了超过400万人次的阅读量,博文中“百年前共产主义风靡全球,多少热血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经过百年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的内容引发了近1.5万条褒贬不一的转评。
  
  那么,被批评的经济学家是谁呢?按照文章所说进行了查询,结果显示是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先生目前有粉丝230万多,与红旗文章所说200多万是一致的,因为一篇重磅文章不是一两天就能出炉的。
  
  今年3月28日茅先生发布了红旗文稿所说的微博,截止到目前的评论是4457个,转发量超过1万。
  
  文章对此上升的高度是,在微博意识形态论争较量中,有很多是涉及原则性、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
  
  《红旗》文章还批评了一知名地产商,其文字是这样写的:2014年9月4日,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发布微博,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
  
  同样,根据零星的信息查询到,这个知名地产商就是被称为满嘴放炮的任大炮任志强。
  
  任志强的微博截止到目前有粉丝2700多万,而被批评的9月4日那条微博是一条图文微博,图片是《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名叫:《中国有一批被洗脑的“独立思考者”》。
  
  针对这个图片,算上2个标点符号,任志强一共只写了11个字:胡编,被马克思洗脑了?
  
  这条微博发布于9月4日的16:04分,评论量是1492条,转发量是2108次,另有939人点了赞。
  
  针对类似这条任志强的微博,红旗文章严肃指出:
  
  此类直接诋毁攻击党的领导地位,甚至触犯我国宪法的言论公然出现、到处散布,早已越过了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其在我国网民中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再来说第三个被批评的知名演员。
  
  红旗文稿对此的批评文字是: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着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
  
  着名演员,260多万粉丝,没谁都有中国,根据这些关键信息,一人君查询到被批评的是演员孙海英。
  
  被批评的那条微博是孙海英在9月17日8:18发布的,内容是这样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正确答案是:“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不到一个小时,9:09,孙海英对自己的这条微博又进行了转发,并写下了这样几个字:这话的意思是没谁都有中国!
  
  这条微博总共获得了1325次转发,200个赞,由于博主对评论进行了设置,只有8条评论。
  
  批评完3人后,《红旗》这篇文章的重头戏出现了,讨论起如何管理微博大V和微博。其中对于如何管理微博大V,文章是这样写的:
  
  对于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噪音”,必须严格监管、坚决清除。
  
  而对于如何管理微博,文章给出的招数更厉害:
  
  微博平台的这种发展趋势警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企业,从而使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能够借力我们的微博平台来开展。
  
  文章还特别以新浪微博为例,进行了分析,文章说:在新浪微博股权结构中,民企和外资背景的新浪公司持股占比59.8%,外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公司占比32%,而且已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红旗文稿》是《求是》杂志的旗下刊物,是《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其说话的分量可想而知。(作者:无名氏;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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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29日 | 评论:4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茅于轼  任志强  孙海英  

汤博志怪

毛泽东带来一场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毛泽东带来一场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经历了一个毛泽东时代。这个时期称得上是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迅猛、气势最毫迈、社会主义事业最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并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改天造地的大建设,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家,挤入世界第六工业大国之列。变化之大,为举世少有。无论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经济发展上,毛泽东时代都是开创历史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更伟大的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带来了一次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积弱状态,首先在于思想精神体系上的落后、涣散和束缚。长期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封建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上尊下卑”以及神权、父权、夫权等观念,牢固地禁固着人们的头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崇洋媚外、洋奴买办意识、民族自卑感等更使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一种病态之中。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带来一些进步,但在“三座大山”盘居下并不能推行起来,尤其是对广大工农大众更无产生多少影响。
  
  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真正变革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实现的,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最适合的民族形式,并且日益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使中国人开始挺直了自己的脊梁。
  
  毛泽东改造历史,如果说一方面是得助于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得助于最广泛的思想教育。他不仅以军事的威力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而且更以思想上的威力赢得了民心、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的道理以及争民主、争独立、翻身求解放的革命口号宣传教育群众,从而唤起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觉醒。亿万工农群众高举“造反”大旗,形成从未有过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在广大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下取得的,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如果没有民众的思想大解放、先进思想的武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意识领域也发生了一场新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1、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实质上是体现着一次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的观念是“剥削有理”,“富者为荣”、“贵族和富人养活穷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工人农民是最令人瞧不起的“臭苦力”,主子奴俾等级森严。然而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几千年的历史被颠倒过来。向来被达官贵人们称着“穷鬼”、“泥腿子”、“臭苦力”的贫苦的下层百姓真正有了作人的资格。工人农民不但取得了与知识分子、文化人、干部等“上等人”平等作人的地位,而且还被共产党作为依靠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工神圣”,“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最光荣”等口号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毛泽东的言论中,过去向来被人们瞧不起的贫贱者、小人物都被赋予新的革命的意义:例如:“穷棒子们要翻身”,“鸡毛要上天”,“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大长了被歧视的劳动者的志气。那真是一个令劳动人民精神振奋、扬眉吐气的时代!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领域,“工农兵占领阵地”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工农兵”是为社会上最走红的字眼,工农兵的形象是最光辉的形象。党政领导机关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走群众路线,并由此而决定其取舍。中国的变化影响了全世界。正如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不是讲“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吗?古往今来有什么样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具有真正的意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提高工农基本群众的地位,如果把工人农民变成了最令人鄙视的阶层,那么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和思想解放?
  
  在建国初,毛泽东还发动了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唯心论批判,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孔孟思想、奴颜婢膝意识、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了一场新的斗争。它充分说明,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坚决的、彻底的,它对于肃清旧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思想文化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实现劳动阶级全面占领阵地,具有重大意义,大大推动了思想解放。
  
  2、崇尚劳动创造世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在一个“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有些人主张先实行一段资本主义,走一段剥削路程,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待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物质条件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同时,毛泽东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只能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必然导至两极分化、重新回到旧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自己特有的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新路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经过组织起来、走上集体道路的劳动群众,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厚力量。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拜倒在金钱物质面前、“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
  
  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3页)——而根本不可能存在劳动者下岗失业、劳动者没事干的事情。——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性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侯有了钱再搞。因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宝贵经验,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艰苦创业的典型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完成了治山治水、改造山河的豪迈任务,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的落后生产条件,初步实现了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的雄厚物质基础,谱写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新篇章。
  
  3、高扬人的精神作用,让思想冲破牢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人在实践中始终起着主导决定作用。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创造性的生物。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人在金钱财富因素的束缚下变得不能自拔,在物的压迫下变成一种畸形发展,正如巴尔札克说:“黄金的枷锁是最沉重的”。与其相反,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无论是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关键都在于把人解放出来。不仅要打破人被人压迫的现象,而且还要打破人被物压迫的现象。在这“两个压迫”中有一个存在,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人之所以为人,根本的在于其思想、精神方面。因而解放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解放思想、高扬精神的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中,一贯强调思想、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大量阐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路线等。把人的思想、精神的作用提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看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第一次。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而丰富的贡献。为全党和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我党在军事、经济和科技工作中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指导原则,在困难和强敌面前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转化成一种无坚不摧、移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在战争中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无往而不胜的奇迹,甚至使一切强大敌人闻风丧胆;在建设中创造了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难关、建伟业、“当惊世界殊”的无数奇迹、成就,取得了单靠任何金钱物质因素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时代,是全民大学习的时代。各行各业都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精神、学习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经验、学习哲学、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经验等等,全民性的学习运动一次接一次。毛泽东一贯号召要“让哲学从少数哲学家殿堂里走出来”,直接变成广大群众手中的武器。一系例深刻的哲学理论,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都成为老少皆知、人人成诵的话语,成为广大群众普遍掌握的观点和方法。各类报纸、期刊、广播等都成为发表工农兵文章、言论的主要阵地。大批工农兵中的先进人物、理论骨干、能人不断涌现。
  
  4、破私立公,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在人与人关系和思想道德上只能是集体主义的。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是社会主义最深刻的障碍,也是对人性的最牢固的束缚。《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过程中,还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不对人的自私自利性进行改造、在灵魂深处破私立公,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更谈不到对人的解放。我们看到,在称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过程中,有人却打出“破公立私”的口号,重新发现“利己主义”的积极性,恢复金钱资本的中心地位,从而把人的最自私自利的一种“本性”充分调动起来,这实在是对思想解放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证,就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一贯把提高人们的素质和境界、改造人的传统观念、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目标,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它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更加深刻、彻底,具有更高层次和更进步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是全党全民经常学习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做人原则,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和青年自我要求的座右铭、人生的努力目标。而“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表扬好人好事更是所有的党组织、单位定期开展的活动内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先进人物成为一代人的学习榜样。
  
  尽管改革后有的人对上述做法持有各种异议,但却不能无视那个时代共产党在治理社会和教育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
  
  那是一个在全社会充满关心和帮助,到处是童叟无欺、帮弱扶困、助人为乐的时代;是消灭了旧社会的黄、毒、赌、匪等各种丑恶现象,很少有人违法犯罪,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政府机构真正精简、高效,很少贪污腐败,党风民风令人怀念的时代。
  
  那是一个没有高薪、奖金、津贴等一切物质刺激,更不知道“红包”、“回扣”、“加班费”以及“罚款”、“炒鱿鱼”等为何物的时代。人人都以无私奉献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以服从党和国家需要为职责,把加班加点和接受艰苦任务视为正常。“先生产、后生活”、“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是各行各业、每个党员职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是一个砸碎一切精神枷锁,破除各种迷信,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鬼、不怕权威,不怕任何霸权,敢于颠复历史,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是高扬人的精神力量,蔑视金钱资本,以自私自利为耻,坚信“精神变物质”、集体力量能创造奇迹的时代。
  
  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吗?有的人对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表现得十分轻率,不过一张嘴之劳;然而我们要问:毛泽东时代的上述成就从古至今谁能做得到?那样的社会新面貌、那样的人的素质,何时曾经实现过?你不承认行吗!(作者:上善若水;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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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21日 | 评论:1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主席为谁写下“食堂越大越反革命”?

毛泽东主席为谁写下“食堂越大越反革命”?
  1959年秋,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到北京开会。
  
  此时他已多年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了,想到中南海看望毛主席,于是在会议期间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当他提出想面见毛泽东的要求时,周恩来笑着问道:
  
  “要去看毛主席,为什么不找8341部队政委呢?”
  
  8341部队政委是汪东兴,也是江西省弋阳县人,与邵式平是老乡。邵式平说:“向总理提出请求名正言顺。”
  
  周恩来总理笑了,说:“是要避嫌吧。”
  
  邵式平回答说:“有那么一点。”
  
  会议结束后第一天下午3时,周总理派他的车子接邵式平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去。可他一下汽车,被4名警卫围住了。一个小伙子毫不客气地抓住邵式平的右手不放,问:“你是什么人,怎么坐总理的车子?”
  
  邵式平急忙说:“我叫邵式平,是周总理允许我前来看望毛主席的,车子也是总理借给我的。”
  
  这一说,小伙子才放开了他的右手,说:“毛主席办公时间还没有到,等一下吧。”
  
  邵式平说:“我这么大个子实在是站累了,能借把椅子坐一下吗?”
  
  正在这时,他就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谁在外边吵呀?把我的觉都吵跑啦。”话音没落,他就已出现在大门口了,大声说:“是邵大哥啊,快进屋里坐。”
  
  邵式平恭敬地说:“在毛主席面前,我只能称‘邵大个儿’吧。”
  
  “在延安时哪个不知你邵大哥啊,”毛泽东说,“你不但是地质学家还是有名气的哲学家呢,苏联人尤金的小册子里不是有你的名字吗?”
  
  邵式平说:“那个小册子是别有用心的,在哲学领域里毛主席的著作是人所共知的。”
  
  毛主席说:“不说那些,咱们还是叙叙旧吧。”
  
  这时警卫员给邵式平泡上了毛泽东吃的茶叶泡的茶。在谈话中,邵式平将江西省的工作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说:
  
  “江西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良田、有好矿山,有独特革命历史,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鄱阳湖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鱼米之乡,要保护好水面,围垦、防洪二者必须兼备。”
  
  接着,毛泽东又问道:“咱俩从遵义会议到延安再到七大,多少年没有面谈了?”
  
  邵式平回答说:“超过10年了。”
  
  “10年,不止了吧。”
  
  邵式平这次面见毛泽东,并不只是叙叙旧,而是想向他反映自己的一个看法。原来,他经过反复细致的调研,得出人民公社食堂不可行的结论。接着,他陈述了自己对于人民公社食堂的观点,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然后说:
  
  “你回江西要抓好农业,民以食为天啊。亩产万斤、几十万斤都是吹牛,中国的良田和人口不成正比,要保护好良田。”
  
  谈着谈着,邵式平看了一下手表,心想时间很长了,于是站起了身,说:“主席工作很忙,我回江西会努力工作,为主席争光。”
  
  毛泽东笑了,说:“你今后什么时候要见面,告诉汪东兴,就可以常来常往。”他们握手,毛泽东把邵式平送到了门口。
  
  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毛泽东,邵式平非常兴奋,一回到江西,他就在八一大道上的江西艺术剧院召开干部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把在南昌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召集来了。会前,省政府通知规定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去,不准请假、不准迟到,下午两点半入场。可当厅局长都到齐了,主席台上坐满了人,杨尚奎等省领导都入座了,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但这时邵式平还没出现,3点整,他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一走上主席台,第一句话就说:
  
  “今天我不是作什么报告,我是向你们汇报全国人大会议后,我去中南海看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程。”
  
  他此言一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一分多钟。
  
  会上,邵式平神采飞扬,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从向周总理要求到面见毛主席的每一个细节,乃至被警卫战士抓住的曲折也没遗漏。在报告会快结束的时候,突然他又说出了一番令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话:
  
  “我还要说一件事,说不好有人会把我打成反革命。最近报纸说三面红旗就体现在吃食堂,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敞开肚子吃饭,食堂越大越好。我查了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哪有这个说法呀,我说食堂越大越反革命。”
  
  这时全国各地大办食堂正搞得轰轰烈烈。会场上,台上、台下一听此话,个个都十分吃惊,主席台上也是交头接耳,这时邵式平不慌不忙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然后开口给大家念道:
  
  “食堂越大越反革命。落款毛泽东。”
  
  接着,他又笑了,解释说:“方才开会迟到了,没别的,是周总理打电话来,叫我派保密员立即把这张纸条送回北京。”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活跃。邵式平说:“这是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公社吃食堂弊病时,毛主席大笔一挥写给我的,谁都没报告,先向你们报告,我又违反了纪律,周总理批评我没向中央报告,我已经向周总理做了检讨。”
  
  他这么说,会场又大笑。
  
  后来,毛泽东主席给邵式平写的“食堂越大越反革命”的纸条果然被追回了北京。没过多久,全国范围内就开始解散人民公社食堂。在1960年前后,人民公社食堂全部解散了。
  
  解散大食堂,据说首先就是起因邵式平省长向毛泽东的汇报。(作者:陈冠任;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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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20日 | 评论:3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食堂越大越反革命  

汤博志怪

郭一平:“楼市刚需”说是欺骗亿万国人的大谎言

郭一平:“楼市刚需”说是欺骗亿万国人的大谎言
  编辑按语:中国楼市过去两年来的表现和2016年的走势如何,相信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已经了解了许许多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仍有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则下还在不停地忽悠民众,说中国的房价会继续稳中有升,未来还将看涨——因为“刚需”的缘故!这篇来自郭一平先生的博文则通过一个简单的比喻,以民间话语的形式入木三分地驳斥了那些谎言说辞。现在,我们就将此文转载于此,与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
  
  一个原统计系统的高官,被称作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在一个投资报告会时表示,中国房价仍会平稳上升,未来10年总体是一个看涨趋势。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认为“市场对住房的需求有增无减形成上行压力”。听到这里,我彻底明白了,他讲的是刚需,刚性需求!刚需,是那些无良官员、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们,几十年来,对十几亿中国人民一场“空前的大洗脑”。啥叫刚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坐火车从河南郑州要到北京去,火车一路上不停,车到了石家庄,火车上许多人都要到卫生间方便。列车员说,进卫生间一次,100元,想进就掏钱,不进算了,谁要是受不住了拉在车箱里罚款一万元。我憋得小肚子疼,浑身直打颤,别说100,就是200我也掏,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看到没有?这就是刚需!
  
  住房,同进卫生间一样,那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家有个破电视,是那种大屁股式的,现在都是超薄液晶的了。可那玩艺儿贵,我买不起,可以不买。谁厉害咱不惹,啥贵咱不吃。可我总不能几代人天天睡大马路吧!夏天睡大马路还能凑和,可是一到了冬天,下了大雪,冰冻三尺,我总不能还睡大马路吧!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种东西,不能光用经济观点来分析,也不能光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因为这是民生问题。我总不能天天睡大马路,总不能让孩子不上学,总不能有病不看等着死!利用这三样东西烘托刚需,就是趁火打劫!
  
  假如你渴得要命,有一口水可以得救。我正好端了一碗水,我对你家人说,这碗水,一万块。要喝你拿钱,不喝算了!你肯定得拿钱,钱比命更值钱?这不也是“刚需”?其实,说起刚需很可气,也很可笑。现在的地方政府,就是握住老百姓的致命东西,把人往死里整!
  
  谁不需要住房?谁不需要看病?谁家的孩子不要上学?美国有没有这种刚需?日本有没有这种刚需?人家咋不用这折腾自己的人民?
  
  住房、医疗、教育,要站在民生的角度来分析,这其实也是个严正的政治问题!说白了,这三种东西,是一个执政集团的责任!要执政为民,这三种东西,不能拿来拉动经济和赚钱。要说刚需,那农民的小麦、大米也是刚需,500块钱一斤也照样得吃,对不对?也由它疯涨去吧?
  
  西方一个政府官员曾说过:“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专家学者,但是听了那众多的“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著名学者”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自己——郭一平,才是中国真正的学者和专家!为什么?专家学者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
  
  一个仅有智慧而没良心的东西,不仅不是专家学者,而且连人都算不上——客气点儿说,他也只是一个为某些利益集团当代言人的狗!在住房、教育、医疗上,谁再提“市场需求”“刚需”,他就是良心坏透了!(作者:郭一平;源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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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纪事

正被验证着的毛泽东论断:超前准确英明伟大!

正被验证着的毛泽东论断:超前准确英明伟大!
  1、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毛泽东
  
  1959年11月12日杭州会议,毛主席提醒说:“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2、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毛泽东
  
  毛泽东进而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3、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还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4、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对他们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5、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毛泽东
  
  毛主席还说过:“事情不是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
  
  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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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14日 | 评论:2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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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共产党心痛,为毛泽东流泪

我为共产党心痛,为毛泽东流泪
  网络上很多7、8、9、0、00后们,受人蛊惑,跟着谩骂毛泽东,丑化毛泽东,歪曲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内心惋惜,恨其不争,我为共产党心痛,为毛泽东流泪。
  
  中华56个民族,真正受到中华56个民族爱戴拥护的,5000年来,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有这样的荣耀?
  
  现在的藏独、疆独分子,很多人家里都珍藏毛泽东的画像,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不是菩萨胜似菩萨!
  
  张国涛叛变了,毛泽东不为难他。
  
  解放军进攻溪口,毛泽东下令要保护蒋介石的家产及祖坟。
  
  毛泽东对他的敌人都是宽容的,何况同志?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身上泼污水扣屎盆,请问,毛泽东如果真的是暴君,还有后来的总设计师吗?能在“受迫害”的环境下有茅台酒喝?
  
  没有毛泽东,很多人什么都不是,和你我一样,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历史舞台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有什么德能去污蔑毛泽东?
  
  中国的7、8、9、0、00后们,你们不要被谎言迷惑了!你们要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和主见。
  
  历史事实不是袁腾飞们造谣的那个样子。
  
  毛泽东真的无能?
  
  他凭什么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凭什么让十大元帅十大将和1600多开国猛将臣服于他?凭什么统帅几百万解放军?凭什么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不懂经济?
  
  蒋介石被赶走,想笑看毛泽东等泥腿子经济垮台,妄想在美国的封锁帮助下,顺利反攻大陆。不曾想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不但清除了匪患,清除了散兵游勇,稳固了政权,还建立了门类齐全的民族工业。现在的“巨大成就”有几样不是毛泽东留下的产业?
  
  毛泽东自己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是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彪柄史册的伟绩。7、8、9、0、00后们,你们应该是聪明的一代,对这两件事,应该有你们自己的见解,而不是去听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共产党和人民的敌人的评价去定论。
  
  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共产党和人民的敌人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评价吗?(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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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3日 | 评论:4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思想  

健康人生

少将:中国要赢得未来战争,仍需毛泽东军事思想!

少将:中国要赢得未来战争,仍需毛泽东军事思想!
  告诉你一个以弱胜强的秘密
  
  随着国力逐渐增强,我军手中的“撒手锏”会越来越多。但毋庸讳言,在今后若干年里,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还是中国人反侵略的一个常态。在“洋枪洋炮”面前,持“大刀长矛”就只能举手投降或慷慨一死吗?回答当然是“不”——中国人有这样的“底气”。将军张伊宁要在本文中,“告诉你一个以弱胜强的秘密”。
  
  特邀嘉宾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张伊宁少将
  
  自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怀疑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否还有效。笔者认为,赢得未来战争,仍然需要“毛泽东”。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强调人的第一位作用,是因为人有思维、有能动性,是统领一切科学技术的灵魂。在回答美国如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他看来,人的能动性表现在,“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反对抛开人的主体地位谈高技术战争,反对单纯以新式武器看待信息化战争的胜负。信息化战争即便发展到机器人布满战场,依旧是人驾驭武器的战争,依旧是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战争。
  
  毛泽东军事思想启示我们,不能把打赢的砝码放到一两件“撒手锏”武器上。我军信息化建设,首先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要在进行硬实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各级指挥员智力、勇气和协作能力等软实力建设;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与武器的发展、运用紧密结合。当年,毛泽东强调“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指引我军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持落后武器打出威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中国人民志愿军“零敲牛皮糖”战术,就是典型代表。
  
  信息化战争,并不意味着有了信息就能打赢。实际上,信息是人与人、人与武器、武器与武器的纽带,信息是为人和武器服务的;离开人和武器,信息毫无意义。
  
  一个智慧的“落脚点”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对我军战略战术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战争实践的最高境界。但在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传统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战略战术优势,面临“全谱优势”作战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军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战略战术进行创新。
  
  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发现是,越先进的军事集团,其信息化作战体系越精密,往往也就越脆弱。只要我们采取这样的研究思路,加大这样的研究力度,必将打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战术新视野。
  
  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论持久战》,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个智慧的落脚点就在于巧妙运用《矛盾论》原理,抓住事物发展的不均衡特点,打开非对称的着力空间。这一智慧结晶是我们创新发展战略战术的中坚步骤。具体地说,要从敌我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根子上的特殊性出发,找准敌我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立起战略战术的矛盾关系,进而从矛盾运动的规律出发,研究敌我力量消长的态势,把握敌我不同的机遇和威胁,获得克敌制胜的着力点,将之不断扩大为着力空间。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全套美式机械化部队看似凶猛,我军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战术,找到敌人失去人民支持的根本特点,找准敌人离不开城市,离不开铁路、公路,离不开天上送给养的不平衡性,果断地变游击战为运动战,从而打开不与敌人争地盘,着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局。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告诉我们,敌我力量对比越悬殊,武器和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对“我打我的”的要求就要高,而且不是某一个局部的、战术性的非对称优势就能带来全局的主动,而是综合战略上、战术上的非对称作战来完成。这是当今战略战术发展的质变环节,使战争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根本性改变。关于这点,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就雄辩地指出,通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放在信息化战场,展开来讲,一方面力争以战略上的非对称优势带动全局,实现初战即决战,一次性夺取战场制信息权,一次作战打得敌人瘫痪得爬不起来,从而快速夺取战略主动。近年来美军“战略瘫痪论”、“结构破坏”等一系列理论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着力从战术性的非对称优势扩大到战略性的非对称优势,由战术上量的优势积累扩大成质的突变,最终造就战略上的非对称优势。从最艰难处着手,只要我们有耐心,有定力,依靠持久地、不间断地积小胜为大胜,就能将技术上、战术上的胜利综合起来实现战略上的有利态势。
  
  构建新时代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辉煌的历史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打赢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总结。这一经验模式是否适应信息化战争?回答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和构建新时代的人民战争。
  
  60年前,毛泽东在总结解放战争经验时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这一论断穿透历史,照耀着我们进行信息化战争的准备和建设。从根本上说,人民战争充分利用战争的社会性特点,把战争胜利的砝码放在依靠人民广泛开展社会性军事斗争上。实践表明,信息化战争并没有脱离社会基础,甚至具有全球化的社会性。事实上,“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在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现代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得到证明:没有人民支持的战争就会失去正确方向,违背人民意志的战争就会陷入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泥潭。
  
  在信息化战争中,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高技术群广泛运用,部队的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指挥方式等都发生巨大变化,战争时空观、战争资源观、战争能量观等一系列军事观念都凸显技术型特征。信息化的人民战争,已不是落后农耕时代“小车推出来”的密集模式,而是一种新的密集模式,是军工厂里制造钢铁战车、军舰和战机的生产密集模式,是远在网络另一头手敲键盘的头脑风暴型密集模式。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直接参战的形式和内容将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群众可以积极参与媒体战、法律战、金融战、网络战,变体力参战为知识参战、技术参战和舆论参战。
  
  今天,我们发展人民战争,不仅是把它发展成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先进战争方式,而且是把它发展成为先进的信息化战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生长出正确组织领导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朝鲜战争经验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我军不断创造“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战争奇迹,首先得益于根植于人民战争母体中的强大组织领导力,它能把广大而分散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持久坚韧的战争机器。继承和拓展人民战争的组织领导力,是我军从容驾驭信息化战争的必然选择。(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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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2月1日 | 评论:2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未来战争  毛泽东思想  

读书笔记

邓力群: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贡献

邓力群: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就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艰辛的探索,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毛泽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伟大的战略家,对反“和平演变”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写下极有分量的一笔。
  
  (1)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当帝国主义变换手法,由武力进攻改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即用和平的方式来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后,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呢?这是革命导师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他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而不是巩固政权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面对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所以,他们不可能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列宁和斯大林虽然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揭开了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但是,由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是以武力为主,妄图通过军事威胁、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办法,把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从1918年的扼杀新生的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开始,中经20世纪40年代企图借希特勒之手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法西斯战争,到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朝鲜,并把锋芒直指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明这时候的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企图以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达到恢复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列宁虽然提出了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等与反“和平演变”有关的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1947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见武力已不能征服社会主义,便改变战略,将主要是以武力进攻,改为武力和政治并用,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为主,武力只起辅助作用,明确提出并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正是根据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转变和共产党内部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反“和平演变”这一重大的政治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2)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实践了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一角。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而且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为此,毛泽东开展了以下一系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在外交上顶住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提出了碑共处五项原则,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积极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取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企图在政治和外交上孤立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
  
  其次,从经济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打破了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渗透的目的。在帝国主义改变手法,妄图通过经济渗透来“和平演变”中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后,毛泽东不是一概反对与外国交往。也不是反对学习外国,而是为我所用,在与帝国主义交往时,时刻警惕他们的阴谋。他多次提出,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交往时,要注意他们是否有政治目的,提醒全国人民帝国主义的“美元”是不会白给的。他极力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强调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十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要坚决抵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毛泽东特别强调,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对随之而入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作风等,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对帝国主义企图稳过意识形态领域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阴谋,必须高度警惕。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能让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
  
  第四,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从而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加强共产党员的自身修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在党内开展了“三反”和整风运动;1957年,又在党内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他始终认为,“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要警惕领导层出修正主义。
  
  (3)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从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性,对于唤起人们的警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我们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的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与实践,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并且受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影响。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如果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后就麻痹大意的话,很有可能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下丧失政权,所以。必须提高警惕,注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从而对广大人民敲响了警钟。也正是毛泽东的提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一出笼,就遭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与帝国主义的“西化”、“分化”图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不但在六七十年代对于我们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4)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科学预见,为我们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的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及其实践,对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进攻,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东欧、苏联剧变后,或者说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后,中国已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的严峻形势下学习和坚持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意义更加重大。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必须坚持把经济搞上去,以增强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有效地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突破口的。美国就是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输出黄色录音和黄色录相、贩卖黄色书刊等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从而达到动摇人们的信仰,改变人们的观念的罪恶目的。例如,美国政府每年就拨给“美国之音”数十亿美元,用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据统计,到目前止,“美国之音”在世界各地已有5个发射台,140多个转播站,用40余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每年还向欧洲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电台”拨款十多亿美元,每周以600多个小时的节目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广播。美国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以及宗教渗透等。向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可见,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的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学习和把握这一政治战略,使我们在扩大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时,保持高度警惕,注意和防止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东西趁机而人,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又要把资产阶级的“垃圾”拦在国门之外。决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泛滥。西方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除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外,一总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他们靠拢,成了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品”。早在80年代末,美国总统布什就露骨地说:要“以西方的援助来促进和奖励共产党国家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后达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目的。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在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交往时,一定要警惕和及时识破他们的“和平演变”图谋。
  
  实施反“和平演变”这一“政治战略”,就必须反对腐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领导的反“和平演变”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反对“和平演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并把反对腐败的斗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社会上各种丑恶的东西,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好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腐蚀侵袭;必须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坚决镇压,绝不能掉以轻心。
  
  实施反“和平演变”这一政治战略,就要将对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西方帝国主义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总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年青一代兜售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总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不注意他们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腐蚀,就必定在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面前打败仗。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论述,就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培养人、选好人,是关键的关键。必须在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
  
  早在40年前,毛泽东就作出了这一科学预见,不能不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到既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和侵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应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国际大气候将会长期存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西化”、“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敌对势力也会长期存在。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觉性,防患于未然。我们一定要珍惜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从他提出的反“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理论和领导的反“和平演变”的实践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有效地防止敌人从各个方面的进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摘自:邓力群著《政治战略家毛泽东》-毛泽东与反“和平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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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纪事

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中国人必看)

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中国人必看)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
  
  生活篇
  
  生活上不爱享受  
  饮食上粗菜淡饭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了解毛泽东的许多生活细节,他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
  
  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游泳池没有厨房,饭菜仍在菊香书屋做,再给他端过来。
  
  主席在丰泽园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举在手里,经常一举就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主席授意我把超过200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帮主席理发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每次我都是用热毛巾敷、用篦子篦。除了理发,我还负责帮主席擦澡。主席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
  
  唯一享受是抽烟
  
  毛泽东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简单至极,但烟瘾非常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烟是特供他一个人抽的,还有专机负责运输。对此,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予以了澄清。
  
  主席一生对吃、穿、用都没有讲究;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什么古董玉器了。唯一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好办,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开始对雪茄产生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召集领导们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开会时一般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四川什邡一家烟厂制作的,工艺确实很讲究,一般厂子短时间内还学不会。
  
  警卫孟进鸿承担着给毛泽东找烟的任务。他回忆说: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秩序大乱,生产这种雪茄烟的烟厂不能正常运转了,主席的烟就供应不上了。我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请成都军区把任务交下去,让军区给中央送机要文件的同志把烟带过来。同时抽这种烟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领导。
  
  主席抽这种雪茄烟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抽不动,通气不大顺畅,要用细铁丝扎几个孔才能吸;二是这种烟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端供点火,细的一端用嘴吸,但主席忙时拿起来就吸,有时就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细的却不易点着,也不好抽。我们就请卷烟厂的师傅研究对策。为解决抽不动的问题,他们把里面的叶片搓成了小碎片,外皮仍保留整张不变,这样吸起来就通畅多了。烟卷好后,把细的一端切掉,保持两头一样粗,成圆柱形,且烟的长度不变,这样吸哪头、点哪头都可以。主席抽了这种改进的雪茄烟后,再也没说什么,问题解决了。主席问过烟的价钱,再三叮嘱,不要让烟厂吃亏。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时候很高兴:“好啊!乡情啊!”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3次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财产篇
  
  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稿费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享用”了7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泽东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健康篇
  
  不配合医生治疗  
  病痛中坚持工作
  
  说到毛泽东的健康真相,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曾一度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怒斥:“这本书的内容很多都是假的,(作者李志绥)是胡说八道”。
  
  已故医学专家王新德在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曾直接参与或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2002年,王新德生前第一次接受专访,曾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澄清。
  
  “毛主席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在王新德的印象里,李志绥的确当过第一次医疗组组长,但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第二次医疗组成立时,“李志绥是中南海门诊大夫,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根本就没有宣布由他任医疗组组长。”加入第二次医疗组后,王新德对李志绥的表现极为反感:“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
  
  最固执的病人
  
  还有不少人,根据“毛泽东比较容易听取他人意见或建议”,推断他乐于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事实上,他常为了坚持工作而“不遵医嘱”。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但各种疾病,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令他十分苦恼,有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清眼前的手指。为了给毛泽东治疗,专家们反复讨论眼科手术方案,各自陈述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由眼科大夫唐由之主刀。
  
  要说服主席接受手术,的确有些难。“听别人说,主席对医生说的话,十句话里只信三句。主席这个人很好强,宁愿靠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另外,主席也担心医生怕他不重视,将三分病说成五六分、七八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眼睛看不清,他也照常工作。”唐由之曾经对记者回忆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1975年11月初,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使命。离开中南海前,毛泽东高兴地和唐由之带队的医疗小组合影留念。
  
  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从1970年开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至今回忆起来,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抢救过一次,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时分,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我冲到床前,抱着主席的头,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天亮后,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主席去世后几个小时,我接到通知,最后一次为主席理发,整理遗容。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经历,整个人被掏空了,流不出泪来。来到主席身旁,老人家那么安详,好像就是在休息。我跪下来给他理鬓角的头发,然后平躺在他身旁,为他修剪耳后和后脑勺的头发。我最后一次给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老人家看上去又精神很多。
  
  那天,房间外面站满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虽然知道主席生前的愿望是火化,但大家还是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及其他常委表示:“能不能把主席留下来,让全国人民再看看主席?”华国锋专门在屋里组织开会,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对主席遗体采取防腐措施。在我的记忆中,主席永远是我最后一次理完发“在休息”的安详模样。
  
  安保篇
  
  常违反安保规定  
  爱挤在群众中间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有一次,主席去广州开中南局会议,于是让长江以南的同志回家调查。我是江苏人,也回去了。我们回来后,主席开完会,晚上9点多了,召集我们去汇报。当时一位回湖北的同志说:“主席,我们老家社员对一年口粮300斤有意见,不够吃!”主席问他:“那你觉得多少够吃呢?”“最少也得400斤。”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这个人啊,蛮会为农民说话的。”
  
  黄建新是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接触多年,了解到安全保卫方面的许多真实情况。
  
  大家总以为领导人身边都是壁垒森严。其实,警卫部署是有的,但主席本人并不喜欢。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
  
  我曾经到河北邯郸成安县,听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件事。主席1959年到那儿视察,在会议室里和棉农交谈,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就站起身自个儿走到门口查看情况。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把刀,身边还围了一大群农民。警卫员见状,赶紧挡在主席身前,主席却挤过去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拿刀的就是生产队长,大家给主席准备了西瓜,但没有刀切不了,他就回去取了把刀想送进来。这位生产队长至今回想起来,还很感慨:主席喜欢和群众走在一起,不喜欢被隔离开来。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有一张照片,是警卫员孟进鸿蹲在毛主席身边。我问他:“你干吗蹲着呢?”他说:“万一出现情况我要是坐着就爬不起来啊。蹲着是为了随时跳起来保卫毛主席安全。”警卫员这么紧张,但主席自己并不在意,那次庆典上,他突然只身走下天安门城楼,席地而坐,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对主席来说,站在城楼上挥手,不如站在群众中间开心。
  
  吴连登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让保卫工作很难做。
  
  尤其到了晚年,主席像孩子,想法很多,出行很随意,给保卫带来很大难度。“文革”期间的一次国庆节,傍晚吃完饭,主席突然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放烟花。他说,平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很好奇那个纸筒子怎么能放出那么高、那么好看的烟花。天安门广场当晚人山人海,全是百姓。但主席不管,说走就走。
  
  到了广场,主席刚一下车,百姓就看到了,“呼啦”一下围上来,我瞬间就和主席挤散了。大家都紧张坏了,陪同的周恩来总理急得一身汗。汪东兴赶紧组织人把主席送上另一辆车才解围。
  
  这件事之后,叶剑英提议,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希望主席能够穿防弹服。汪东兴说,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的性格吗,不但不会穿,还会发脾气。叶剑英管不了那么多,坚持做了防弹服。果然,主席看到后发火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怕人民的,怕人民的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做事的,我们穿防弹服就是脱离了人民啊!你们要怕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
  
  性情篇
  
  该发怒时就发怒  
  待身边人像亲人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保健医生王鹤滨在初次见毛泽东时,被他爽朗的“粗话”吓了一跳。
  
  主席看到我就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他说完,自己就“咯咯”地笑了。我开始有些吃惊,但紧接着就觉得一下子轻松起来。
  
  主席待我们像亲人,还会用稿费接济大家。谁要是回乡探亲,他会指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做书面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主席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别字一一改过来,还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大家传阅。
  
  周福明也回忆说:
  
  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沿着中海有一条马路,常有汽车经过。每次主席睡觉,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禁止车辆通行。一次,主席问:“我睡觉,你干什么去?”我随口答:“去通知警卫值班室。”主席警觉起来:“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我只得讲真话。“多此一举!”主席严厉地批评道,“以后再不许你去。这是干扰群众!”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再见到你时会说:“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
  
  主席每次都是坐在床上伏案工作。他的床比一般床高出10厘米,但桌子是正常高度,坐在那儿只能脚尖挨地,很不舒服。我后来给他设计了一款桌子,比普通桌子高10厘米,在桌子下面加了一个横条,脚可以踩在上面。主席非常满意,像个孩子似的跺了跺说:“嘿,我可以用脚擂鼓了。”从那以后,屋子里常常响起“擂鼓”的声音。
  
  ……
  
  如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7年。当初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去世了,健在的也年事已高。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一张毛泽东晚年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孟进鸿指着照片给记者看:“物是人非啊!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主席左边的,是主管安全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张耀祠,我的老上级,去世了。主席的警卫王宇清也走了。后排这位女同志,是主席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身体欠佳,很少露面了。健在的,就我们这几个了。”
  
  吴连登看着这张照片,也感慨良多:“今年,中央在严抓党风。我就想起主席当年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看中南海,就是看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中南海的大秘书就是端茶送水的,没任何特权。所以我们出去,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人们怀念主席,就是因为他在世时,树立了一个正派的党风和家风。”(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黄建新(口述)  刘畅/张忆耕/王乐然/余玮/《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2月24日《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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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年1月30日 | 评论:0 | 浏览: | 标签:毛泽东  新中国纪事  巨额财富  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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